要害詞：古典文學
假如讓你談一本清代的冊本，你會起首想起哪一本？《紅樓夢》？《隨園食單》？抑或是《浮生六記》？
長達268年的清王朝，孕育了很多冊本的故事。此中的任何一本，依照文獻學的基礎研討措施，無疑都可以做一篇講究的文章。可是，假如想給清代的冊本刻畫年夜致輪廓，講述它們的物資形狀和內在的事務，聊下它們的著作、編纂、刊印、暢通和瀏覽的情形，一本當地講究下往似乎于事無補。依據有關統計，清人著作跨越20萬種，在多少數字上已令人看而生畏，遑論太古爍今的《紅樓夢》和《四庫全書》，甚至在明天衍生出“紅學”與“四庫學”如許的顯學。刻畫清代冊本的樣態，于是成為擺在我們眼前的困難。
若何講述清代冊本的故事，若何在汗青頭緒中微觀掌握清代的冊本，若何妥當對待清代冊本在全部社會文明中的地位，這些題目答覆起來都不輕松。可是，它們究竟值得答覆。早先出書的《清代的冊本流轉與社會文明》（徐雁平著，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12月，以下簡稱“《清代的冊本》”），從很多方面看，都像是在答覆以上幾個題目。作為國度社科基金嚴重項目“中國現代文獻文明史”結項專著的第六卷，《清代的冊本》以11章的篇幅，闡述清代冊本流轉與社會文明的11種景象，展示了數十個耐人尋味的冊本故事。全書以“冊本的流轉”為頭緒，重點追蹤關心了“冊本的生孩子”、“書商的感化”、“冊本與清代學術風尚”等九類特點文獻題目，表現了作者對文獻活動性的高度器重，對“靜態的文獻”和“有社會情緣的文獻”的深切追蹤關心。在闡述經過歷程中，作者一直秉持“群”的思想及“目光向下”的關心。而全書所引進的“冊本史”視角以及終極追蹤關心的“文獻文明史”，則為清代冊本的研討扶引了很多新的議題。
一、若何刻畫清代的冊本盛況
道光十年（1830），即第一次鴉片戰鬥迸發十年前，聽聞高郵王引之（1766-1834）預備刊刻著作，揚州人汪喜孫（1786-1848）于十一月初七日寫下一封信，挺身而出地為王引之供給了一份關于冊本運作的總體方略。
就刻書而言，汪喜孫以為，王引之的著作是必傳之作，應該像宋版書一樣，從全國各地拔取優良的紙墨，運抵北京開雕刷印，以便著作傳之千秋。就冊本的暢通而言，汪喜孫以為這些著作應該介入更為遼闊的冊本年夜市場，并永遠地躲之名山，即它們應該被歸入東亞冊本交流市場、國際躲書機構貯躲體系、國內外冊本商業系統。以刷印二十部著作為例，汪喜孫以為，此中應該有兩部著作投進東亞冊本交流市場：一部由陳奐轉交姑蘇書市，經由過程與japan(日本)書坊溝通，換取《群書治要》等書，別的一部交給北京琉璃廠書坊，以換取朝鮮圖書。此外，有九部著作應該貯躲在國際躲書機構：此中三部呈交阮元，放在阮元在廬山、西湖、焦山三地所設的“書躲”，一部交給曲阜孔氏家族，三部交給徽州紫陽書院、姑蘇紫陽書院、江寧鐘山書院，一部交給寧波天一閣，別的一部連同書板收藏在高郵王氏家廟。最后剩下的九部則參加到國內外冊本商業系統中，部門交給廣東的洋船，運銷海內，部門交給江浙書坊，擬定適合價錢，以換取所需的數十百種圖書。
盡管尚無證據表白王引之采納了汪喜孫的提出，但汪喜孫這份冊本運作的總體方略，卻提醒了清代冊本豐盛的意涵。彼時一位有名學者的著作刊布，已然觸及國際國外雙輪迴的冊本年夜市場。而學人對冊本流轉的深度清楚也表白：繚繞京杭年夜運河和南邊遼闊的陸地線，清帝國的冊本在河海之上“活動”，介入東亞甚至全球的圖書交流。在暢通之外，清帝國的冊本還擁有書躲、圖書館等各類絕對穩固的回宿，從而為地區性的唸書周遭的狀況和連續性的學術傳統奠基基本。
以上，是《清代的冊本》所講述的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從王引之的著作刊刻動身，終極生收回對清帝國國內外書市思慮的年夜題目。而相似的冊本故事，在《清代的冊本》中并不罕有。
小說戲曲里的清代書事，是《清代的冊本》常常講述的又一類冊本故事。這并不令人覺得希奇。掀開清代有名小說《儒林外史》，我們很難不被文中所涉書事所吸引。不用說忠誠的馬二師長教師，以及他所選拔而終于蛻變了的匡超人，單是供應馬二的文瑞樓等書坊，就足夠表白冊本的暢通若何塑造了很多唸書人的命運。關于這些書事，年夜木康《明末江南的出書文明》有較多的引述，以此闡明這個時期的出書已深入影響了淺顯文學。而淺顯文學則將冊本作為題材，不竭“反哺”冊本的助推之功，這些恰是冊本在日常生涯中日益浮現的必定成果。
生涯離不開冊本，則那些反應世俗生涯的作品，包含小說、風氣畫、秘戲圖圖等等，就幾回再三把冊本作為一味需要的調料。《清代的冊本》中應用了《儒林外史》《老殘游記》《桃花扇》等經典文學作品的典範闡述，所要說的無非是，冊本已滲透清人生涯的諸多方面。很多唸書人家都躲有《紅樓夢》之類的小說。篝燈課讀之余，母親為後代講史，父親為下一代說《紅樓夢》。這些溫馨的唸書故事，既存在于小說，也是清人日常生涯的寫照。而《清代的冊本》則經由過程仔細編織散落在詩文集、日誌筆記、書目題跋、報刊圖像等文獻中的邊沿資料，將其娓娓道出。
于是，在作者筆下，我們經由過程冊本故事看見了清代冊本的盛況以及這種盛況中一幅幅活動的圖景。譬如關于清代冊本商業中間的變遷，作者先講述了清初慈仁寺的書肆故事。康熙年間，有人多次想要拜見身居高位的王士禛（1634-1711），卻總不克不及勝利。其人于是向徐乾學（1631-1694）乞助，徐乾學為其指導云，每月三五之期在慈仁寺書攤守著，準能逮見王士禛。該人謹遵徐乾學教導，公然見到王士禛。康熙四十年（1701），當王士禛準備還鄉之際，門人禹之鼎（1647-1716）為繪《載書圖》，很快征集到86首詩作贈行。這種以書為媒的大雅意象將全部慈仁寺的書事推向了汗青的飛騰。
但是，道光二十三年，當何紹基（1799-1873）、張穆（1805-1849）等人決議在慈仁寺興修顧炎武祠時，慈仁寺這一勝地早已不復清初茂盛書業商業中間的樣子容貌。現實上，乾隆以后，京師的書業中間轉移到琉璃廠。李文藻（1730-1778）在追想性的《琉璃廠書肆記》中，記錄了至多31家信肆的名號。而《清代的冊本》則應用朝鮮燕行文獻補充了數個書肆名號。這是《清代的冊本》講述關于冊本商業中間變更的又一個小故事。
由上不難見出，在講述一個個關于冊本的故事之余，《清代的冊本》努力于把話題引向深刻。經由過程文獻綴輯，應用聯繫關係、對比、統計等方式，作者終極的追蹤關心點在清帝國活動的冊本。在作者看來，“冊本的活動能緩解或含混一些來自不雅念或階級的阻隔，精英文明與布衣文明、年夜傳統與小傳統、下層精英與底層唸書人、官方與平易近間并不是嚴重或界線清楚的對峙關系”。以冊本的活動為線索，《清代的冊本》串聯起清代中基層文人與冊本的親密關系，展現了清代文獻著作、編刊、傳播、瀏覽等一系列經過歷程的汗青現場，表現出一種“回到人世、回到日常生涯”的寶貴關心。
二、小專題到“全體史”的幻想
經由過程冊本故事刻畫清代冊本狀態是切進清代冊本史話題的主要道路，可一旦書寫清代冊本史，就需求更進一個步驟。在此，本書選擇由小專題動身以期告竣“全體史”的幻想。究竟，給清代冊本汗青繪制基礎頭緒，足以費盡很多學者終生的心力。在各方面研討尚未非常成熟的佈景下，尋求全體史能夠排擠了一個底本創意實足的命題。在這種情形下，《清代的冊本》選擇從一個個小專題動身，給清代冊本作素描。本書刻畫的女性瀏覽、家集編刊、戲曲小說瀏覽、石印出書等文獻景象，組成一個個興趣而有深度的小專題，從而為邁向一種能夠的全體史供給了標的目的。
特別營建這種學術小專題，對于激起未知的常識點後果不凡。譬如，在切磋通俗文人唸書生涯這一小專題時，《清代的冊本》將眼光鎖定在兩種“大人物日誌”——管庭芬（1797-1880）日誌和黃金臺（1789-1861）日誌上，經由過程精耕細作這兩部日誌，使略顯晦暗的清代“小唸書人”的唸書生涯變得更為清楚。這里僅以著名度更低的黃金臺日誌研討為例，摸索本書若何經由過程這部日誌切磋清代中基層唸書人遼闊的冊本世界。
浙江平湖人黃金臺，字鶴樓，號木雞白叟，從各方面而言，都是清代一位典範的“小唸書人”，所著《木雞書屋文集》的名望遠不如他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入。好像乾嘉以后很多清代“小唸書人”一樣，在感知到詩文著作難以完成為文不朽的愿看之后，黃金臺留意于撰寫日誌，其存世日誌共36年，記錄江浙很多 地域尤其是平湖的文獻故實。浙江平湖躲書家孫振麟（1903-1952）甚至以為這批日誌可與《曝書雜記》《越縵堂日誌》并傳后世。
經由過程黃金臺日誌，《清代的冊本》提醒了晚清文人獲取冊本的基礎方法以及他們經由過程冊本樹立“常識配合體”的基礎方法。作者逐條勾稽黃金臺日誌中的書事，統計黃金臺在平湖、嘉興、杭州等地跨越65次的購書記載。經細心研讀，作者發明，每一次購書，黃金臺都將清單抄寫在日誌中。這般一來，小鎮唸書人若何買書，買了什么書，這些冊本在其經濟生涯占據如何的比重，就成為可以探討的話題。終極，作者提出三個頗有興趣思的不雅點：一、黃金臺僅憑本身的支出刊刻文集是艱苦的；二、集部冊本的價錢動搖很年夜，不著名作者的文集進進市場即使低于本錢價也紛歧定賣得動；三、清人刊刻文集的目標重要不在發賣，而是作為禮品加以贈予。
以黃金臺為個案所得的如上結論也許不敷驚人，但是這些不雅點在纖細處提示人們，嘉道以后文人的冊本世界與以往比擬產生了很多變更。譬如，作者發明黃金臺日誌記錄送書跨越1000種，而接收的贈書不低于800種。將東方學界對禮品的研討引進這種冊本的贈受關系中，作者看到了冊本作為禮品的諸多特征，但作者沒有止步于此，而是重視探討冊本作為禮品的情面收集若何構成。以黃金臺所著《木雞書屋文》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為例，每一階段文集的刊刻及終極贈予，日誌中都有較為清楚的記錄。例如四集在咸豐元年刊刻，共印刷200部，至咸豐八年，黃金臺總共送出了107部。作者由此推論，黃金臺自動將冊本作為禮品往激活人際收集，在師友不竭應和之后，以他為中間的“冊本之網”也得以樹立并不竭漂移。
如上所示，一個關于黃金臺冊本世界的小型研討專題得以確立。這個專題的稱號，最早見于作者2015年在浙江年夜學高研院拜訪時所作講座的落款——“用冊本編織世界”。恰是經由過程黃金臺日誌，作者看到一位清代通俗唸書人若何樹立本身的冊本世界，專心運營，警惕翼翼，經由過程一本一本的冊本，經由過程一個個的人與書及書與人的聯絡接觸，終極勝利在處所上留下不成磨滅的文獻陳跡，也在汗青上寫下了渺小但不成或缺的冊本故事。基于稀見而有特點的日誌、題跋等文獻，本書樹立了聚會場地數個令人線人一新的清代冊本小專題。固然作者未明白宣稱試圖經由過程這些小專題挑釁清代冊本史的既有闡述，但光鮮的“目光向下”思緒及對中基層文人的無窮同情，則作者于書中多有吐露。這些關心地點，或承載了作者關于清代冊本史的“全體史”幻想。
三、寫的戰略：聯繫關係比擬與特點情緣
清代的冊本是清代冊本史研討的重要對象，但是斟酌到冊本在現實社會生涯中的活動性特征，斟酌到冊本與更為普遍社會的聯絡接觸，選擇冊本的哪些正面停止重點書寫，往往意味著研討潛伏的分歧目標。《清代的冊本》的一個凸起特色，是掌握一些清代冊本史上的主要剖面，例如石印與冊本、小說瀏覽與冊本、女性與冊本等有特點情緣的冊本景象。所謂有特點情緣的冊本，是指在冊本寫作中，特殊追蹤關心汗青長河里書與人的關系。現實上，冊本底本處于一種流落的經過歷程中，每一部書與人之經過的事況或多或少有類似之處。斷定清代冊本史的研討對象，當然可以照搬汗青上關于冊本的闡述，也可以從今世角度動身，從頭梳理汗青上的冊本論述。《清代的冊本》在此追蹤關心了技巧與冊本的關系，追蹤關心了代表新的瀏覽興趣和古代性萌芽的小說瀏覽，也追蹤關心了性別視角下的女性瀏覽狀態，所表現的恰是一種較為特別的關心。
在處置這些具有特別情緣的文獻景象時，作者采取了一種聯繫關係比擬的研討方式。以本書第十一章《新學冊本的涌進與“腦界不克不及復閉”》為例，可以看出作者有興趣應用聯繫關係比擬法。本章內在的事務原是以清末平易近初文人孫寶瑄（1874-1924）的《忘山廬日誌》為主體，會商孫氏試圖以新學“換凡骨”的瀏覽經過的事況。在闡述孫寶瑄瀏覽西學冊本時，作者從日誌中勾稽相干西學冊本資料，表現了處置文獻的普通手腕。其后，作者普遍應用《申報》等報刊材料，提醒孫寶瑄對衛生類冊本的追蹤關心。從中表現了作者處置文獻較為光鮮的特色，即集中應用較為邊沿的文獻如日誌等，并將其置于那時普遍的文獻世界中，加以聯繫關係對比，從而提醒較少為人留意的文獻景象。恰是在各類文獻的對比中，作者在《忘山廬日誌》中發明孫寶瑄對于顏元、李塨之學的濃重愛好。這種關乎時期趨勢的結論，全靠更多文獻的證實。在此，作者又普遍應用江瀚、姚永概、賀葆真等人的日誌加以“對讀”，會商了“與孫寶瑄同時期的作者”題目。例如江瀚光緒二十三年六七月份日誌顯示他與汪豐年等人努力于某件主要工作，經由過程《汪豐年師友書札》，可見江瀚對《萬國公報》《時務報》及《西學書目表》中所述冊本的濃重愛好。
在統一時光軸上，應用諸多日誌往復原某一空間內的類似事務，是聯繫關係對比日誌文獻的基礎思緒，也是聯繫關係比擬方式應用于冊本史寫作的一次顯露。早在2013，徐雁平即頒發《從翁心存、翁同龢日誌的對讀探討日誌文獻的特質》，經由過程對讀翁氏父子的日誌，更正晚清北京沙塵氣象均勻數的統計，并指出“每一類型文獻有其局限性，但它們彼此聯繫關係, 構成一個彼此照應、彌補、修訂的文獻體系”，從而呼吁研討者經由過程對比聯繫關係提醒文獻特質，最年夜限制施展每一類文獻的奇特價值。《清代的冊本》的很多章節將以孤立的冊本和文獻景象處置成與遼闊社會生涯有千絲萬縷的文獻收集，正得益于“對比聯繫關係方式”的自發應用。
四、“群”的目光與資料應用
誠如上文所示，對比聯繫關係法的焦點不在于并不在于終極的比擬及推演，而在于若何樹立有用且具有比擬性質的文獻體系。究竟，確立清代冊本史的每一個專題研討，樹立何種文獻系統，直接牽涉對比聯繫關係法可否有用應用，也關系到研討可否得出較為實在的結論。在此，《清代的冊本》努力于追蹤關心那些具有多元向度的文獻，并以此樹立平面的文獻門類，進而為研討打下堅固的基本。
從本書第八章《女性與冊本》中，可見作者努力于樹立平面收集型文獻門類的盡力。在這一章節中，作者屢次應用日誌、回想錄、筆記、詩文集、書目題跋等類型文獻，終極發明清代女性取得冊本的特別“安閒氣氛”。本章就研討緣起而言，是追蹤關心女性的冊本從哪里來，想要處理的是女性的常識從哪里來的題目。為此，作者需要深度參與女性冊本地點的世界，而那樣的世界只要在多元文獻的比擬中才幹凸顯。故作者先期即有興趣以女性與冊本的聯絡接觸為焦點搭建了普遍的文獻群。在如許的一個文獻群中徜徉，作者當然可以輕松說明冊本在女性日常生涯中的各類樣態，刻畫冊本瀏覽若何助力女性完成文明傳遞等過程。
可以說，“群”的視角是作者組織資料停止專題衝破的主要手腕。2022年5月，作者在《文學遺產》頒發《“文獻集群”與近代文學的新拓展》，該文將這種以“群”視角對待研討資料的方式提醒而出。作者以為“文獻集群在廣義層面指一組同類型文獻，在狹義層面則指一組親密聯繫關係的文獻。”而近代文學的文獻集群重要個人空間包含四個系列：“一是某一作家較完全的著作系列，如詩文集、日誌、手札以及其他著作；二是某一作家之交游群體的較完全著作，據此可組織出其交游收集中的聯繫關係著作系列；三是某一作品的多種版本形狀，如手稿初稿、定稿、初刊本、修訂本等等；四是某一主題或某一類型文獻，即在以報酬中間之外，以事和體裁等方法組織出的文獻集群，如日誌、家集、處所總集、閨秀集、翻譯文學、海內游記、政論文等。”這一對近代文學的回類，異樣部門地實用于清代文學研討。在《清代的冊本》中，作者發揮聯繫關係對比法的基本，正在于不竭建構很多個中小型“文獻集群”，從而定向衝破清代冊本史的一個個難點。
五、讀法的姿勢：開放式與摸索性
對那些不知足于從本書中僅僅學到關于清代冊本史現實的人而言，題目在于:《清代的冊本》應當怎么讀？
本書作者追蹤關心書與人的親密關系，尤其重在書及其所活私密空間動的世界。這意味著這本書在很多時辰是持續的全體。可是冊本的汗青與人的汗青究竟差異較年夜，是以，最好不要把本書當成首尾一向的、有明白結論的書來讀，而應該將其作為冊本史探尋的階段性經過歷程加以懂得。本書在這方面的性質，與其大批應用日誌停止研討的測驗考試高度分歧。在曩昔數年間，簡直每一項關于日誌的研討都哀嘆日誌常常被視為一種邊沿文獻，同時，人們也追蹤關心日誌的不穩固性和活動性，并談到了日誌研討的局限性。但是，《清代的冊本》流露如許一種熟悉：日誌應該被視作十七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獻的主要門類，它是從一種看似死板的情勢逐步發育成思惟和文學實行的中間樣態的。人們完整可以依據日誌作者看待日誌的立場、寫作日誌的實行以及終極留下的日誌作品，往評判他在所處時期的地位，包含家庭生涯里的地位及在社會文明中的地位。《清代的冊本》在處置冊本史或是文獻文明史如許巨大的命題時，存在相似的情形。本書把冊本視作社會文明的中間，能夠給天然成高估冊本價值的印象。但是，筆者的基礎見解是，冊本在晚清以前，對一切人而言都是生涯中不成疏忽的中間。本書的誇大并不外分，它不外是展現了清代很多“冊本崇敬者”的思惟世界和生涯世界，固然有時是片斷式的，但這些五花八門的冊本生涯之吉光片羽，足夠闡明這種摸索值得持續。
面臨一本在很多方面可謂首創性的《清代的冊本》，選擇何種姿勢停止瀏覽，能夠招致了對此書判然不同的評價。針對此書，筆者特殊倡導一種開放性的瀏覽戰略。究竟，對較為成熟的學科或研討較成熟範疇的著作而言，基于既有學術結果，為新著作找到一個適合的學術史地位，是瀏覽的基礎請求。但《清代的冊本》所牽涉的清代冊本史研討仍外行進中。瀏覽這一範疇的新著作，主要的是堅持開放的瀏覽姿勢，從而與那些挑釁既有認知的闡述停止對話。這種開放性并非無準繩的吸納，而是在聯繫關係比擬中塑造本身對清代冊本史的基礎認知。一方面，應該與外鄉書史或傳統文獻學研討的諸多結果停止比擬，看冊本史為冊本研討和清代研討帶來了什么。另一方，應留意比擬本書與海內冊本史相干著作，例如與周紹明《冊本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早期的冊本與士人文明》、包筠雅《文明商業：清代至平易近國時代四堡的冊本買賣》、孫修暎《為刻而寫:早期中華帝國的出書與文本威望的制造》等彼此比擬，以期構成中國本位的冊本史的研討。更不克不及忘卻的，是將清代冊本史與前代（如宋元明時代）及古代的冊本史停止聯想與對比，以便見出版籍在清代的特別樣態。同時，將冊本視作某物，還應看護清代其他物品與社會文明的復雜關系。譬如高彥頤新著《硯史：清初社會的工匠與士人》，在某種水平上就無妨視作《清代的冊本》的姊妹篇。異樣將文人的貼己之物視作特別情緣的文獻，兩書在提醒物品之于文人的關系時，都追蹤關心到抄手、匠人這些技巧性的職員的生涯，也追蹤關心到人與物的特別感情，不外在若何闡述及構造這類專題上，兩書差別顯明。
假如從陳寅恪所謂“新資料新題目新方式”的學術三維度動身瀏覽《清代的冊本》，本書在三方面均有所成就。以新資料而言，本書大批應用某些邊沿及稀見類文獻，例如全書有興趣識地大批應用日誌文獻，深度應用日誌高達42種，參考日誌文獻近100種。這種對日誌等稀見文獻的大批應用，助力作者揭開很多“被掩蔽的”清代冊本史及文獻文明史的微不雅世界。關于這方面，筆者還有《清代文獻文明史的“日誌之眼”》（《古典文獻研討》第二十五輯下待刊）予以分析，在此僅略作提醒。此外，本書引述日誌資料多原文照錄，頗便讀者。而所謂的“新題目”，則在全書11個專題中均有所表現，綜合而言令人印象較深入的是作者特殊指出清代冊本的“活動性”，而文獻的活動是清代文獻內涵氣韻活潑的最基礎。這是從基本上熟悉能否可從冊本角度研治清代文學和文明的主要命題。無論是清代冊本的流轉，仍是某類冊本凸顯所征兆的時期性瀏覽風尚題目，均是作者對這一命題的回應。顯然，這一主要命題還有待持續切磋。邇來學界對晚清以來的西學瀏覽及中西冊本和思惟的交通的再度追蹤關心，現實仍可置于清代冊本的“活動性”中加以切磋。
此外，作者還特殊留意那些披髮人道光榮的人與書之接觸，而很多章節所研討的題目實是人與書相依相偎的關系。在研討黃金臺贈予冊本時，作者留意到與冊本相干的“拜”“謁”“呈”等字眼，表白黃金臺交游中人際關系的不合錯誤等，從而提醒黃金臺贈書的意圖。這種從詞語動身的剖析，將傳統社會中人際關系的精華，把語氣、感情、立場等融為一爐，為冊本史研討著上肌理豐盈的人倫之光。果不其然，在一系列剖析之后，作者提醒黃金臺特有的“推賞、援助式的購置”，以為內裡隱涵贈予的意味，故繚繞黃金臺的冊本傳播一直“隨同友誼的傳遞”。基于此，徐雁平謹慎地以為，中國傳統的冊本贈予具有雙重文明意涵，即冊本不只是“有價之物”，它異樣是“前商品時段”的“無情之物”。如許一來，就將冊本史的研討推向感情維度和人倫層面，使其落地于傳統情面社會，關系到中國傳統文明的焦點議題。假如說東方的冊本史研討感性化特色非常顯明，至此，作者徐徐道出了冊本史之于中國實行的溫情一面。可以說，從感情角度解唸書籍史，是本書的一年夜特點，也浸潤在很多章節的字里行間。
至于方式而言，除冊本史等新文明史的一系列新方式外，假如細加琢磨，則作者在書中還顯示了一種“重返文獻學”的素樸苦守。不用說如上的對比聯繫關係法，單是書中各章節觸及的文獻排比、材料編錄、目次收拾、統計表格等等基礎手腕，都是一種堅實而無力量的文獻學研討的示范。
六、“冊本史+”的潛能與鴻溝
《清代的冊本》展現了冊本史研討所帶來研討潛能，即它能在各個方面激活文學、史學及其細分範疇的既有結果。但是，正如作者在全書結語所言，本書還是關于清代冊本史或文獻文明史的“全體史”幻想的階段性結果。這也表白，冊本史研討仍有諸多能夠。這里所要瞻望的是“冊本史+”，即冊本史可以和很多既有研討深度聯合，例如在學科方面，關于文學的瀏覽還是值得切磋的範疇；而在專題文獻的研討下面，也有待進一個步驟的挖掘。以本書較常應用的日誌文獻為例，盡管應用日誌快要一百種，但與清代存世日誌上千種比擬，仍顯缺乏，使研討略受掣肘。譬如作者應用日誌探討地域性的冊本收集，往往以單一或多數幾部日誌為基本探討，難免令這些日誌作者成了本地冊本收集的核心分子。作者雖對此頗為警悟，如熟悉到“管庭芬在冊本交通收集處于中間地位，能夠有一部門是日誌視角的強化”。但以多數幾部日誌為焦點資料，很難防止呈現此類情形。此時，從單一或幾部日誌得出的結論要“邁向全體”就不不難辦到。補充個體日誌在視角上的局限，一個主要的標的目的是樹立區域性或許群體性的日誌，如以書院日誌群書院先生的瀏覽，以學政日誌群研討學政到差所攜冊本及其“在地化”瀏覽等等。經由過程樹立一個中等範圍的日誌數據庫，以此切進某一時段和區域的文獻文明史，結論的普適性或將年夜為進步。當然，假如拋開全體史和連接史的迷思，那么關于清代冊本世界的一個個小專題的書寫，自己就是清代冊本世界汗青的浮現。這種努力于浮現“眾聲鼓噪”而非格局化、教條式汗青的書寫方法，在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也有很好的浮現，讀者無妨參看。
此外，冊本史從小專題邁向全體史，能夠要對更多品種的文獻停止連片式的微觀處置。與很多刻畫清代冊本交通的論證方法有些差異，本書樹立的每一個小專題多集中在某類特殊的文獻上。例如研討清代唸書人若何經由過程冊本樹立常識配合體時，作者多賴日誌文獻，而對異樣具有情面味的手札等文獻看護略少。這方面，當然是作者“過猶不及”地提示人們加倍留意日誌等邊沿資料，不外假如歸入手札等文獻加以研討，結論或將更具廣泛性。正如英國粹者阿比蓋爾·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所著《以書會友：十八世紀的冊本社交》（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1）第四章“獲取讀物”所示，該書留意到社交性交通是英國人十八世紀取得冊本的主要手腕，而論證的資料多是手札（第171頁）。兩比擬較，可知應用手札資料較宜見出人際互動的理性一面，而應用日誌文獻則論證更為詳細且更能浮現冊本來往的其實證據。分歧的文獻具有分歧的特色，若能綜合應用，或許一個個關于清代冊本史的小專題可加倍完整，所得結論也將更具穿透力。
不外，即使關于清代冊本史的浩繁小專題都能陸續告竣較優的研討成就，一些題目仍持續擺在我們眼前：“冊本史+”的鴻溝畢竟在哪里？引進冊本史的研討視野畢竟要把我們的研討帶到何方？是挑釁清代汗青研討和清代文學研討的基礎結論嗎？假如是，畢竟要在多年夜水平上挑釁？挑釁哪些？抑或是，在重返清代政治史和區域史的研討趨勢中，冊本史可以有多高文為？一旦冊本史的視角和方式變得不再新穎，它畢竟能為清代研討教學留下了什么。換言之，“冊本史+”若何嵌進清代研討的傳統議題，我們在摸索中若何掌握這種嵌進的深度并有興趣識地沉淀它的結果？
拋開如上較為繁重的發問，《清代的冊本》至多提醒了清代冊本史研討諸多能夠的標的目的：其一，清朝中西部及邊徼地域的冊本流轉值得摸索。正如作者在本書媒介所述，《清代的冊本》所追蹤關心的空間現實上“簡直是清帝國台灣東邊區域的敘寫”，對于清帝國的西部、中部、北部的寬大區域的冊本活動，仍有諸多開闢的空間；其二，無妨器重清代下層文人的唸書世界。本書追蹤關心了很多清代中基層唸書人的冊本運動，當然是“目光向下”的方式自發使然，但在很多時辰，下層文人的冊本運動究竟發生了更年夜的影響；其三，清代冊本流轉的一些機制尚待梳理。譬如清代官方渠道的獻書題目、清代處所性冊本編刊的組織機制等；其四，測定清代學術、思惟及文學意向的基礎冊本有哪些。本書以勝利應用《唸書分年日程》與《說文》著作測度清代的唸書風尚和學術風尚，由此開啟新的話題：清代還有哪些“探針式的”冊本，有助于不雅測文學、思惟和文明風尚的意向呢？相似如許的議題，由本墨客發者另有很多，茲不贅舉。
在可預感的將來，冊本史仍會是佈滿活氣的研討範疇，而關于冊本史在中國的實用范圍、詳細實行以及終極的結果仍將面對諸多爭議，但是不論如何，后來人從事清代研討，或許再不克不及疏忽冊本的主要影響，也不克不及僅僅只追蹤關心“人的世界”，而疏忽“冊本的世界”。
（本文作者系華中科技年夜學人文學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