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水拍（1916-1982）是江蘇吳縣（今姑蘇）人，原名袁光楣，他最洪亮的筆名是“馬凡陀”，以此為筆名出書的《馬凡陀的山歌》及其續編，給他帶來宏大名譽。1949年7月的全國文代會上，茅盾作《在革命派搾取下斗爭和成長的反動文藝》的陳述，重點提到《馬凡陀的山歌》“嚴肅地剖析了革命統治的本質”“在作風上分歧地表示著一種新的偏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傳統情勢的限制而力圖向平易近族情勢與民眾化的標的目的成長”。王瑤、丁易和劉綬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月中國古代文學史修史、“中國新文學史”講授綱領的制訂中，均把它列為國統區政治譏諷詩的經典之作。但1976年10月之后，袁水拍的名字卻在古詩的汗青論述中成為為難，一度成為眾矢之的。1976年11月29日，何其芳在給馬識途的信中曾有如許說到：
“這幾年，誠實說，我不年夜覺得，在北京有個什么文藝界。尤其是不感到有什么文學界。被認可的文學家的有幾小我？××。×××。還有××。也許還有半個×××。——是的 ，我還忘了有個×××，但他已不是作家了，詩人了，而是副部長了。傳聞他的精神用于給江青寫黑信太多，寫了二三十封，有些不知是什么內在的事務的信，既不敢投郵，又不敢路況信員送，甚至他本身坐car 送都不敢，卻要放著專車不坐，一小我辛辛勞苦地騎腳踏車，遠遠地騎到垂釣臺往送。如許，就詩也寫不出了，文也寫不出來了。並且過和他相似的精力生涯的人，大要是無法寫詩，世界上似乎也還沒有那樣的詩人。世界上也真是什么怪事都有。但如許三四小我就成一個界嗎？”
斟酌到特定的政治語境，這里的人名用“××”指代，實在都有實指，針對的是倒向此前的主流文學的文人，包含浩然等。此中，被何其芳說起的第四個“×××”，指的是袁水拍。他曾在1976年3月（一說2月）至10月間，擔負過文明部副部長、《國民文學》主編，1977年頭被解聘。這一經過的事況招致袁水拍的被清算，他被看成“四人幫”的幫派文人。劉錫成留意到袁水拍的為難，“跟著揭批‘四人幫’活動的深刻，發明袁水拍與‘四人幫’的糾葛太多了，陷得太深了……”1977年12月28至31日，《國民文學》組織召開批評“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茅盾對袁水拍的加以批評，“那時‘四人幫’篡黨奪權，要把他們的一小我塞出來，這小我大師都了解，叫袁水拍。他同‘四人幫’的關系很親密，盡忠信不知道寫了幾多封，所以這小我獲得‘四人幫’的觀賞。”
對于袁水拍如許一位（甚至是一類）與政治有糾葛的文人，若何賜與適當的文學史評價，是1976年后古代文學研討界頗為謹嚴的事。從以後學界的追蹤關心可見，袁水拍研討至今沒有真正展開起來，內裡緣由就在于他的政治生活同“四人幫”的關系。據韓麗梅統計，自1976年2月在《紅旗》頒發《鼓舞我們戰斗的雄偉詩篇——進修毛主席詞二首》后，袁水拍在國際文壇消散長達六年之久，直至1982年3月10日組詩《漢俳學步》由《詩刊》註銷。1982年10月29日往世前，他僅有三篇文章取得國際頒發的機遇。本文以臧克家《中國古詩選（1919-1949）》第三版的刪詩行動、1984年徐遲和袁鷹編詩經過歷程為中介，盡力復原有關《袁水拍詩歌選》編書與出版的汗青細節，為二十世紀八十年月中國思惟與文明史研討做一個微不雅的個案標本。
一、《中國古詩選（1919-1949）》第三版（1979年9月）的處理戰略
1953年炎天，中國青年出書社委托臧克家編選《中國古詩選（1919-1949）》，這是“為了輔助青年讀者豐盛文學常識，清楚五四以來中國古詩成長和成績的概略”。第一版于1956年8月出書，節錄二十六位詩人的九十二首詩，訂價0.17元，印數2萬冊。袁水拍的詩歌進選四首，包含《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發票貼在印花上》《勇敢老面皮》和《在一個拂曉》。
論述國統區的政治譏諷詩的時辰，臧克家把袁水拍及其詩歌歸入到中國古詩史的論述框架上。他以為，“在蔣管區，政治譏諷詩，成為一九四五年以后的詩的主流。每一個詩人都在本身的詩里迸收回了惱怒和對抗的激烈感情。這些譏諷詩，不是普通涵義的‘譏諷’，現實上就是‘裸露’和‘衝擊’的代名詞”，并提出：
《馬凡陀個人空間的山歌》就是如許一些作品里代表性較強的一種。他站在反動的態度上，應用山歌的情勢，對于蔣介石及其奴才美帝國主義分子停止了無力的譏諷，在青年常識分子和市平易近層中心產生相當年夜的影響。由于它的內在的事務富于實際性和斗爭性，而情勢又比擬淺顯，所以，在很多群眾會議的場所，常拿它做朗讀的資料，有些詩歌如《丈夫往從戎》、《發票貼在印花上》、《勇敢老面皮》等，獲得了廣泛的傳播。
……抗戰以后，袁水拍寫了不少鼓舞國民、捍衛內陸和反應國民抗戰時代生涯情形的詩篇，《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就是為人所知的比擬優良的作品。《馬凡陀的山歌》和這些作品比擬起來，非論在內在的事務和情勢方面都不雷同，它比那些作品的政治性加大力度了，在表示方面，更顯得樸實、平易、深刻淺出。《馬凡陀的山歌》所以比他以前的作品更遭到群眾的接待，在政治斗爭中，起了必定的感化。
在編選者臧克家看來，袁水拍的詩歌是1945年后國統區譏諷詩的“代表作”。他還贊揚《馬凡陀的山歌》在藝術情勢上的特別進獻，“打破了普通古詩的慣用情勢，采取了平易近歌、歌謠、五七言的情勢和風格，這種情勢和風格，不難懂，不難上口，為寬大國民，特殊是普通市平易近所膾炙人口”。《中國古詩選（1919-1949）》第二版出書時，臧克家并未修改袁水拍的詩歌史論述和進選篇目。1979年9月發布第三版這一新版時，臧克家在《新版后記》中特殊交待《中國古詩選（1919-1949）》“作了一些新的調劑。”新版與第二版比擬產生了顯明的變更，“一是代序文字的再修訂與部門詩人的詩歌史陳說變更甚年夜；二是進選詩人的變更與詩作進選的增刪題目”。這里要特殊指出的，是臧克家對袁水拍的立場的嚴重變更。
新版里，臧克家對袁水拍的詩歌徹底刪除，這是目次給讀者最奪目的修正，詳細文字的變更則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關于國統區譏諷詩的論述，新版序文文字的變更。此前第二版（1957年3月）并沒有“產生了較年夜影響的，有《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寶物兒》《性命的零度》等譏諷詩集”如許的文字，這算是在新的政治語境下臧克家對戰后國統區譏諷詩論述的修改，有論述人物（從袁水拍到臧克家）過渡之斟酌（凸顯臧克家在1945年后詩壇的地位）。依照1950年5月教導部《中國新文學史》講授綱領初稿來看，“七月派”文人綠原是不克不及觸及的，他是胡風分子，被定為“胡風反反動團體案”成員后，此時還沒平反。袁水拍也受詬病，盡管臧克家在《國民文學》《詩刊》和《文藝報》三家刊物的編委會聯席會議（1978年10月20-25日）上說“我對童懷周心里抱愧。（《詩刊》編纂部）編纂不敢為全國先。到了立于不敗之地時，才敢頒發。這是很欠好的”，但在現實編纂古詩選時，他堅持著頗為謹嚴的立場，試圖拋清新版能夠帶來的政治糾纏。二是在《“五四”以來古詩成長的一個輪廓》代序中，臧克家刪除了第一版、二版對袁水拍闡述的所有的文字，整整兩段近四百字。
刪除袁水拍的詩后，臧克家要解救1945年后國統區譏諷詩的汗青論述，必定要用新的政治譏諷詩來替換，使之合適最後編選時對古詩汗青的構思。新版中，他對本身的詩歌篇目停止了調劑，用《性命的零度》代替《老哥哥》。《老哥哥》創作于1932年，是其晚期詩歌代表作，表達作者“對暗中實際的氣憤”，他還在散文創作中以同題寫“老哥哥”。《性命的零度》創作于1947年，屬于典範的國統區詩歌，也是臧克家自認的譏諷詩代表作，曾列進1954年1月作家出書社、1956年11月國民文學出書社的《臧克家詩選》。這種調換的奧妙變更，靜靜地完成了臧克家的目的：一是讓政治譏諷詩的汗青頭緒獲得接續，與此前的古詩史構思同一；二是使本身的詩歌位置得以穩固，從三十年月延展到四十年月。要了解，1976年10月后，臧克家亦面對很年夜的政治壓力。他介入停刊的《詩刊》的編務任務經過歷程中，少不了與“四人幫”有汗青糾葛。
1976至1978年的政治情勢下，《中國古詩選（1919-1949）》新版的編選經過歷程中，臧克家停止“新的調劑”，符合時期語境和小我的自我申辯，也是詩人的自保戰略。作為汗青細節的處理方法本無可厚非，可是，從《臧克家選集》收錄的悼念故人文章篇目來看，令人覺得遺憾的是，我們并未發明臧克家寫袁水拍的悼念文章。袁水拍出席在悼念老友名單的這一現實，可見詩人的政治敏感度仍是太高。假如聯合此前此后臧克家與姚雪垠、劉再復的論爭，似乎又可以懂得臧克家的這一行動，但仍是給人一種怪異之感。
二、袁水拍往世后的兩則資料及其附帶發明
1979年8月17日，袁水拍的老婆朱云珍離世，這是袁水拍隔離審查八個月后16遭受的第一件年夜事，給其暮年生涯增加了無盡的苦楚。今朝無材料表露，袁水拍有沒有讀過《中國古詩選（1919-1949）》的第三版，讀過之后的感觸是什么。暮年袁水拍，一面遭受平輩人的“多所詬病，不屑往來”，一面“本身更覺難見故人，封鎖起來”“蟄居家中，懊悔苦悶，精力極端壓制”。1982年10月29日，袁水拍往世。
中國藝術研討院成立“袁水拍同道治喪小組”，1982年11月4日曾發過一則訃告：“中國藝術研討院研討職員、有名詩人、中共黨員袁水拍同道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經友情病院久治有效，于十月二十九日晨七時四非常去世，長年六十六歲。定于十一月旬日上午十時半，在八寶山反動公墓向屍體離別，不舉辦悲悼會。”訃告誇大袁水拍屍體離別中“不舉辦悲悼會”這種典禮，對于一個掉意的政治家、崎嶇潦倒的詩人意味著什么，明眼人自可懂得。噴鼻港《明報》用很短的篇幅轉錄發載袁水拍的逝世訊，佈告其海內友人。1982年12月10日，《詩刊》報道了袁水拍往世的新聞：
詩人袁水拍同道去世
有名詩人袁水拍同道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治療有效，于10月29日在京去世，長年66歲。
袁水拍同道在1944年到1948年曾用馬凡陀的筆名，頒發了300多首政治譏諷詩，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馬凡陀山歌續集》。他的作品還有：抒懷詩集《國民》（1940年）、《冬天，冬天》（1942年）、《向日葵》（1943年）、《沸騰的歲月》（1947年）、《束縛山歌》（1949年）、《詩四十首》（1954年）、《歌唱與咒罵》（1958年）、《煤煙和鳥》（1958年）、《春鶯頌》（1959年）和政治譏諷詩集《政治譏諷詩》（1964年）；詩和通信集《華沙北京維也納》（1953年）；論文集《文藝札記》（1959年）、《詩論集》（1958年）。譯作有：詩集《五十朵番紅花》（1954年）、《砍木者醒來吧！》（1958年）、《我的心呀在高原》、《旗頭》、《土耳其詩選》、《哈羅爾德的觀光及其他》、《新的歌》；論文集《馬克思主義與詩歌》（1950年）、《詩與評論》、《古代美國詩歌》、《論詩歌源流》等，與別人合譯的作品有《聶魯達詩文集》、《巴黎的淪陷》等。
這是《詩刊》代表官方對袁水拍的文學定位和汗青評價。可以看出，官方對他的政治判定有松動，“有名詩人”“同道”的背后深躲的特別寄義，仍是可以或許讓人捕獲到細節信息。盡管通稿中省略了袁水拍的政治生活描寫，真正的生平文字先容缺乏四十字，但可以或許具體枚舉他出書過的作品集，闡明官方對他的文學限制呈現了“松動”，亦重視他在中國古詩汗青的位置與進獻。《詩刊》編排了袁水拍的遺詩一首（《煙囪自吹》），伴隨這則新聞刊載，表達對他的弔唁感情。
跟著袁水拍的往世，蓋棺定論對詩人而言具有非同平常的意義。1976年10月后，中國古代文學史修史中發生最年夜影響的著作，莫過于三卷本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此書為“高級黌舍理科教材”，唐弢、嚴家炎主編，國民文學出書社1979年6月出書。第三卷第二十章為“國統區文學”，此中第三節題目為《<馬凡陀的山歌>等詩歌和雜文、散文》。袁水拍被予以重點論述，占據八頁的篇幅，可見其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主要性。但在作品選的配套材料《中國古代文學史參考材料》的“古詩選”三卷并無袁水拍，這又讓人顯明覺得，此時有關袁水拍詩歌的編選還是敏感的：既要讓中國古代文學史浮現出袁水拍的文學史位置，又不愿讓讀者看到他的詳細詩歌作品。
既然在古代文學史的頭緒中要有袁水拍的論述空間，出書他的作品（詩）選，應是早晚的事。國民文學出書社很稱心識到這一題目，做出編選《袁水拍詩歌選》的決議。依照徐遲的說法，是“一些老同道的委托”。這些老同道究竟是誰，至今無資料表露。但真正要來編選袁水拍的詩文時卻有為難，仍是浮現出某種政治的壓力。找誰來編袁水拍的詩選，是很辣手的事。連老熟人如臧克家都死力回避（古詩史論述），在《中國古詩選（1919-1949）》第三版中刪除袁水拍的詩歌，教導部委托編選《中國古代文學史參考材料》亦居心回避袁水拍的詩歌。“舊日老友幾無往還，甚至有斷席盡交者”。按相干信息所示，袁水拍的後代都不在文明界，他們介入編選的能夠性不年夜。其他老伴侶可否從同時期人的政治不雅念上回身走出來，介入到《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呢？
1985年7月，《袁水拍詩歌選》由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分平裝、平裝兩種版式，印數一萬零五百八十冊。這對于袁水拍如許的詩人來說，實在是蠻不錯的印數，“這是對水拍的最有價值的留念”。1986年1月6日，《國民日報》第八版對《袁水拍詩歌選》的出書頒發了推介語：
袁水拍詩歌選
袁水拍同道是我國詩壇上一位有名的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作出過嚴重的進獻，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必定的位置。他的詩歌早在三十年月就蜚聲文壇。1944年到1948年間，他在公民黨統治區所寫的大批的政治譏諷詩，是用的馬凡陀的筆名。其《馬凡陀山歌》采用我國國民膾炙人口的平易近歌、平易近謠以及五七言詩的情勢，普遍而活潑地反應了阿誰汗青時代革命統治者外部極端凌亂和寬大國民溫飽交煎的狀態。作者以非常熱絡、鋒利的筆觸，辛辣地嘲諷了公民黨權要階級利欲熏心、昏庸能幹和崇洋媚外的惡性臉孔，活畫出一幅暗中、落后的舊中國的宦海現形記。其代表篇章如：《發票貼在印花上》《四不象》《凡爾賽的子彈》等，都是盡妙的好詩歌。
國民文學出書社比來出書的《袁水拍詩歌選》是從作者三十年月到八十年月五十年間出書的十余部詩集和未及結集成書的詩稿中廣搜博求，細心挑選的全集，共支出詩作二百余首。包含情詩、山歌、政治譏諷詩三部門。作者善于把尖利的譏諷與風趣的嘲弄協調地聯合在一路，使作品具有濃郁的時期感和奇特的藝術魅力。他善於以活而美的白話進詩，不雕飾詞采，詩句暢達，風趣辛辣，耐人尋味，給人以美感和啟發。
書前附有作者的生涯照片和手跡多幅，并收有徐遲同道寫的序文；書后附有袁鷹同道寫的后記。序文和后記以飽含深摯的感情，誠摯的筆觸，精辟地歸納綜合了袁水拍同道平生坎坷的經過的事況及其詩歌創作的成績和特色，表達了對袁水拍同道深切的悼念之情，可說是知音之論。（劉蘭英）
從1982年病逝后不到四十字的生平先容，到1985年詩歌選的盛大先容，近三年的時光里，時局對袁水拍的評價已有較年夜的松動。徐遲為《袁水拍詩歌選》寫的序文《談袁水拍的詩歌》，1984年4月6日完成，初次頒發的時光為1984年11月10日。當然，這也可懂得為是為《袁水拍詩歌選》的出書造勢。但頒發于《唸書》這個思惟靈敏的期刊，顯然并數奇然的設定。
三、徐遲、袁鷹關于《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細節
國民文學出書社最後預計設定劉嵐山、袁鷹編纂，他們本為袁水拍的素交和同事，且都生涯在北京，著手編選更為方便。因劉嵐山患癌癥處于醫治階段，后改為由徐遲、袁鷹編選。最後不斟酌徐遲介入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是有實際緣由的。一方面，是徐遲重要生涯在武漢；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徐遲和袁水拍的決絕。據馮亦代流露，徐遲到北京“只找我和袁水拍，那時還有‘文革’的遺風，伴侶們不敢往來，更不克不及各抒己見，他一貫總以為他的伴侶中第一是袁水拍，第二就算馮亦代了。”1976年徐遲與袁水拍決絕，“由於他以為受了袁水拍的欺侮”。但“徐遲是非常篤于友誼的”，他仍是承當起《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任務，1984年4月6日前已將詩歌篇目編選終了。序文中，徐遲談及其在編選經過歷程中的感情：
關于這個編纂任務，本來想把他的不受拘束詩、山歌和譯詩合起來編選一年夜本的。但多少數字過多，只得把譯詩分出往，也許未來可以另編一本譯詩集。他束縛前出的詩集《國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和頗有影響的《馬凡陀山歌》、《束縛山歌》等共出了七本。此中還還有的一本《詩四十首》，則是他束縛前那些詩歌的自全集，正好成了我這個選本的一個底本。那本自全集，選得太苛了些，很多好詩并未選進，是以我將它擴展了。共選進了一百三十首，說起來也仍是相當刻薄的。建國以后，他的詩集有六本之多。它們是《春鶯集》、《華沙•北京•維也納》、《歌唱和咒罵》和《馬凡陀的山歌》的自選本（它也是我選山歌時的一個底本），還有《政治譏諷詩》、《煤煙和鳥》，加上未出書的《云水集》，也共七本。從東西的品質來講，他的詩歌不如以前，我就選得更嚴一些。《政治譏諷詩》《煤煙和鳥》就沒有選上一首。而《春鶯頌》也成了我選他的建國后的一個底本。這七本我共選了五十首。如許，束縛前和建國后，共選一百八十首之多。
可以看出，徐遲在現實的編選經過歷程中，一面扼腕嘆息袁水拍的喜劇人生，“愿他的魂靈安然”，一面又為老友的“笑劇”光榮，由於“他的詩歌活上去了，還會久長地活下往，并且寫進文學史的”。顛末徐遲精挑細選，終極斷定一百八十首詩歌進進《袁水拍詩歌選》。
袁鷹也接收了國民文學出書社的設定，介入《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任務。從那時的情形來看，徐遲在武漢編選，袁鷹在北京編選，國民文學出書社終極停止統編。袁鷹的編選任務停止于1984年9月，他對袁水拍這位老友有深入感情，以《詩人遠往詩常在——<袁水拍詩歌選>后記》作了記載，載于《人物》1985年第2期。為了給這篇文章作注，文章寫好后又曾登門造訪華君武，華君武憶及“除四害”時袁水拍生涯的細節，重繪《袁水拍除四害》，伴隨袁鷹的文章刊載。這幅漫畫后來編進《袁水拍詩歌選》內，是華君武與袁水拍友誼的見證。袁鷹選輯的袁水拍詩歌篇目為兩百首，顯示出與徐遲的差別。后記里，袁鷹特殊交待了文革前的文明部批評（涉及袁氏）和文革停止后的政治清算，與徐遲文字的構成互補，究竟徐遲在文革前就分開了北京，相干細節袁鷹更明白。他說起文革初期袁水拍的被整遭際和《國民文學》停刊的詳細細節：
猖狂的年夜風暴一路，中心宣揚部被肆意誣告為“閻王殿”，部長們既成了“閻王”，處長們當然就是“判官”，概屬于打垮和揪斗之列。如許鬧了一陣，就信息杳然，傳聞發配到賀蘭山下牧驢往了。某次牽驢回來，驢不願走，他就大聲呼喊：“快走！快走！”我聽到這則被看成笑話的“干校軼事”時，只覺得一股凄楚情味，依稀看到一個身穿破衣、手持短棍、架一副深度遠視眼鏡的踉蹌身影。
……水拍被錄用為《國民文學》主編。一方面是小平同道有明白的指示，年夜意是《國民文學》應當恢復，但靠此刻的文明部引導，辦妥不不難。另一方面是江青、張春橋和他們庇護下的文明部，極力停止攪擾和損壞。在這針鋒絕對的尖利牴觸中，主編是很欠好當的。可是《國民文學》恢復的第一期上，依然發布了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這篇小說，盡管限于那時汗青前提有很多缺乏和不當，但卻以要把經濟搞上往和要整理企業如許具有激烈的戰斗性和光鮮的偏向性共享空間的主題，振聾發聵，于萬馬齊喑中表達了黨中心對的的聲響和國民的意愿。頒發如許的作品，主編是擔了風險的。
假如辯證地和汗青地加以對待，袁鷹曾經看到袁水拍也是那時政治活動的受益者。至于為人（茅盾、何其芳等）詬病的《國民文學》主編的罪惡，袁鷹超出了同時期年夜部門人，以懂得、同情的立場設身處地地為詩人那時的處境著想，讓人看到袁水拍性情背后的復雜性。
徐遲、袁鷹在《序》和《后記》中回想袁水拍的生日常平凡，均沒有說起他在文革的“他殺行動”。逝往的汗青雖不容假定，但假如袁水拍真的他殺身亡，學界對他的評價確定是另一面貌。后來的人性命運，正如海內友人們看到的，“卿本才子，何如從賊”，有可惜、斥責，但“更是深知其人的諒解”，他的喜劇“是某一類常識分子的配合喜劇。”
《袁水拍詩歌選》終極選輯198首，徐遲、袁鷹的編選篇目標框架構造是這部詩歌全集定稿的基本，是研討界察看徐遲、袁鷹在八十年月初期文學不雅念、政治不雅念的主要資料。《袁水拍詩歌選》相干詩歌篇目標起源分布圖，這里簡略予以闡明：
國民共和國成立前的進選詩歌，重要集中在《國民》（古詩社1940年1月，節錄十七首）、《向日葵》（美學出書社1943年5月，節錄十二首）、《冬天，冬天》（遠方書店1943年11月，節錄二十二首）、《沸騰的歲月》（新群出書社1947年4月，節錄三十八首）、《馬凡陀的山歌》（生涯書店1946年10月，節錄二十三首）、《馬凡陀的山歌（續集）》（生涯書店1948年6月，節錄二十二首）、《束縛山歌》（新群出書社1949年6月，節錄八首）七部詩集里，斟酌到有堆疊的詩篇（《國民》與《向日葵》就有《不克不及回他們》《雨中的送葬》《海洋上的船》《內陸的憂郁》《悲歌》五首堆疊），現實節錄總數為一百三十七首。
國民共和國以來進選的詩歌，重要集中在《華沙•北京•維也納》（國民文學出書社1953年11月，節錄十七首）、《歌唱與咒罵》（作家出書社1958年6月，節錄二十四首）、《煤煙和鳥》（新文藝出書社1958年7月，節錄七首）、《春鶯頌》（國民文學出書社1959年9月，節錄十七首）、《政治譏諷詩》（作家出書社1964年11月，節錄一首）、《云水集》（文革前編訂，未出書，節錄十一首），還有未進集詩歌九首。除往堆疊的詩篇（《華沙•北京•維也納》《歌唱與咒罵》之間就有《“溫順派”艾契遜升官記》《迎接巴黎世界戰爭年夜會》《美國駐滬領事的請柬》《暗中的審訊》《可恥的掉敗》《在西伯利亞火車中》《兩個耳光》《一幅瓦解的年夜廈里》《印度國民和朝鮮國民的擁抱》《地球上遍地的人都離開了維也納》《阿根廷兒童措辭》《蘇圖畫年》《向巨大的戰爭兵士的英魂致敬》十七首堆疊；《煤煙和鳥》《春鶯頌》之間就有《新的汗青明天從頭寫》《白色的戰斗機群》《我們要喝時光競走》《太陽鳥》《青年女工》《第3924輛car 》《本錢的廢墟》7首堆疊），現實節錄詩歌總數為六十一首。
徐遲在序文中說到，《詩四十首》和《春鶯頌》顯明帶有作家自全集的“性質”，是他編選經過歷程中的參照底本。《詩四十首》重要針對的是“在束縛前十年間（一九三九-一九四九年）所寫的一部門詩，選自曩昔出書過的幾本詩集：《國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束縛山歌》。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八年，以‘馬凡陀’筆名頒發的作品，不包含在這里。”《春鶯頌》是國民文學出書社建構的年夜型文藝叢書，重要是為十周年的國慶獻禮，“是我從一九四九年全國束縛到一九五九年夏日所寫的詩”，所收錄的詩歌重要來自于《華沙•北京•維也納》《歌唱與咒罵》《煤煙和鳥》三種詩集。還有部門沒有進集的詩歌，應當指的《云水集》和暮年創作的幾首詩。《春鶯頌》收錄詩歌總計四十七首，編選到《袁水拍詩歌選》的僅僅十七首，占的比重三分之一強，但與這三部詩集詩歌的篇目總量比擬，仍是顯得很是的少。
從詩歌選的正式出書篇目來看，袁水拍的國民共和國成立前進選詩歌總計為一百三十七首（來自六部詩集），此后的詩歌集進選六十一首（來自七部詩集）。以詩人的詩歌創作生活來權衡，1949年10月后袁水拍的詩歌創作并不少，但兩位編選者都對國民共和國以來的這些詩歌表達出不滿，“他已不再是一個唱調笑調的山歌歌手，更談不上作一個熱忱豪放的抒懷詩人。他只能寫一點淡而無味的政治譏諷詩，說教式的議論文”“難以防止常識分子的某些弱點，并且不克不及逃走由于汗青和社會各種緣由構成的對常識分子的惡運”。文革后至去世前，袁水拍的詩歌頒發多少數字未幾（筆者統計，共7首），兩位編選者對這些詩歌的立場并紛歧致：徐遲以為“不如晚期的詩歌那樣賭氣勃勃”，袁鷹則以為“這些詩歌在藝術上能夠不及中年時代那些享有盛譽的力作，更說不上是他平生詩歌創作的峰巔，但也許算得上一首雄渾的交響曲中一個協調的停止符。”從這個細節性評價來揣度，編進詩歌選內的1982年公然頒發的七首詩歌，顯然是袁鷹的編選看法。這也讓人看出：袁鷹試圖表現出袁水拍詩歌創作的內涵線索，“從三十年月到八十年月，年夜體上老是同時期的脈搏一路跳動的。”值得留意的細節是，袁水拍的兩首特別的詩歌《搖頭》《權要架子滾蛋！》亦列進。《搖頭》頒發于《國民日報》1957年4月18日，是叫放時代很有代表性的詩歌。《權要架子滾蛋！》頒發于《國民日報》1957年5月10日，針對那時的權要主義作了辛辣的譏諷。它是對顫動一時的“左葉事務”的譏諷，差點讓袁水拍“跌進‘左派’深淵。”這兩首詩的進選，編者尤其是袁鷹的意圖很顯明，試圖讓讀者看到袁水拍譏諷詩歌寫作的內涵頭緒和在中國今世文學的好景不常。
應指出的是，《袁水拍詩歌選》的出書可以看作是袁水拍的老友們為詩人文學正名的一次所有人全體行動，“為全集出書努力者均系作者生前老友”，徐遲、袁鷹承當的詳細編選任務最為沉重。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時，老友們的名字洪亮地結集在書內，不只有徐遲飽含密意的《序》、袁鷹傾吐真摯友誼的《后教學記》，還有郁風介入design的冊本封面（向日葵），丁聰為詩歌繪制的插圖五幅（《年夜人物狂歡曲》《主人要告退》《美術家的困難》《平易近國三十五年的回想和平易近國三十六年的瞻望》《萬稅》）。書前的插頁顯然也顛末特別挑選，除了作者自己的家庭生涯與創作相干圖片，還選輯了袁水拍與友人的合影圖片三幀，分辨是：《作者與艾青、力揚在北京》（1949年）、《作者與徐遲在北京》（1975年）、《作者與袁鷹、方成在北京》（1960年）。華君武描繪袁水拍生涯細節的漫畫《袁水拍除四害》，亦收錄此中。郁風1940年為《國民》出書design的封面，放置在書前的插頁里。
面臨袁水拍如許一位在政治上有污點的詩人，徐遲、袁鷹、郁風、華君武等生前老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月初期開通的政治立場，顯然值得研討界好好反思。《袁水拍詩歌選》的背后，介入編選經過歷程的人們衝破的，不只是對袁水拍詩歌汗青的史料平面浮現，更是一代中國古代常識分子思惟不雅念衝破的標志。在二十世紀八十年月以來的思惟與文明中，這仍然給中國現今世文學研討界必定的反思空間。
停止語
1976年11月28日，身處文壇邊沿的穆旦在給巴金的信札中提到袁水拍，“傳聞袁水拍正在挨批，由於他是文明部副部長。大要為‘四人幫’淨化了，很惋惜。”“很惋惜”這三個字，表達其對袁水拍文學才幹的可惜。袁水拍盼望本身的文學創作能面世，這從1980年4月8日給劉嵐山的信札可看出。1976年10月至1982年1月前的特別政治語境下，未作政治定論的袁水拍想要頒發作品何其艱巨，能夠他的文稿轉給的不會議室出租只僅是劉嵐山如許信賴本身的好友。遲至1982年第3期《詩刊》登載了他的《漢俳學步》組詩。這是袁水拍的名字在文革停止后的初次詩壇表態。他餐與加入的第一場公然的文藝運動，應為1982年1月14日《詩刊》編纂部舉行的創刊二十五周年事念會，徐遲看到的袁水拍是“一個疾病纏身、異常頹喪的白叟”。1982年4月上海《新平易近晚報》停刊時，趙超構曾給袁水拍熱忱復信和約稿。這對處于政治窘境中文學作品頒發頗為艱巨的袁水拍來說，無異于一種特別感情等待。
徐遲在編選《袁水拍詩歌選》的經過歷程中，半吐半吞的語氣里飽含對老友人性命運的感歎：既有仇恨，更有可惜。他說，“詩人要桂冠，勿要烏紗帽”，表達的照舊是袁水拍暮年的政治掉誤，但他看到了袁水拍中國古詩史的進獻。《袁水拍詩歌選》因體量的限制終極舍棄了譯詩，徐遲盼望“未來可以另編一本譯詩集”。1983年，湖南國民出書社謀劃并出書“詩苑譯林”叢書時，徐遲向主事者彭燕郊提出“可以出一本袁水拍的譯詩”，但彭燕郊“那時未便承諾。‘文革’才曩昔沒很久呢。”這也從正面證實，1979年《中國古詩選（1919-1949）》再版時，臧克家心坎的嚴重心態，是很正常的。固然彭燕郊沒有承諾徐遲，但徐遲仍未廢棄，19講座場地84年第3期《本國文學研討》提早註銷《袁水拍譯<聶魯達詩文選>重版序》，談到袁水拍翻譯聶魯達詩的意義：“此次湖南國民出書社《詩苑譯林》支出并重印的這本書，本來只要九首詩，現補進頒發于五十年《詩刊》創刊號上袁譯的一首《國際縱隊離開馬德里》，共得十首。這十首詩是奈魯達的代表作，是詩中之詩，是不朽的名篇。譯者雖是從英文轉譯它們的，可是，眾所周知，詩只能由詩人翻譯，所以袁譯的這些詩確是能保留原詩詩味的珍品。”這個出書打算終極夭折，但研討界仍然可以明白地感觸感染到徐遲對袁水拍的特別友誼。
《新文學史料》曾于1992年第4期、2002年第2期分辨刊載劉嵐山的《我和袁水拍》和一組袁水拍專輯文章，這背后離不開牛漢的助推，劉嵐山在回想錄中曾說起“牛漢囑我寫寫袁水拍。”明天看來，看待袁水拍這位復雜的詩人，假如仍逗留在“四人幫”幫派文人團體的政治視野與學術框架里，以政治的目光回避對他的中國現今世詩歌創作景象的研討，這只能證實研討者還逗留在淺層的景象描寫上。可是，究竟該若何把捉并睜開闡述，顯然需求聰明，究竟在研討時也不克不及回避袁水拍文革后期墮入到幫派文人的怪圈。
由《袁水拍詩歌選》編選的這一汗青經過的事況和此后《新文學史料》對袁水拍留念的編纂行動來看，今世文學面臨包含袁水拍在內的人（包含臧克家、姚雪垠、浩然、汪曾祺等）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月行動與寫作的學術研討時，簡直需求一種聰明的學術目光和立場，才幹真正揭開對他們那時復雜的文明選擇的真正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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