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的事務撮要：譚獻《復堂日誌》在傳播經過歷程中存在兩種形狀，一種是經譚獻親手編定發行的八卷刻本，一種則是被刻本持久掩蔽的原始底稿，二者在性質上分辨回屬于子部和史部。在完成由史部到子部的跨超出程中，譚獻對原始底稿做了一系列的文本重塑任務，如原始資料的剪裁、實際語境的打消、條目內在的事務的重組等，以到達文本內在的事務的客不雅性、序列化後果。與此同時，譚獻還對所選條目做了大批事后的修飾，小到個體文句的調換，年夜到整段內在的事務的刪削。底稿日誌中對于先賢、時人的尖刻批駁，在刻今日記中完整被抹除，某些劇烈草率的語句一變而為中立、溫和。《復堂日誌》也是以成為名副實在的“著作”，譚獻多褒少貶的溫厚學者抽像也由此得以建立。
要害詞：《復堂日誌》 編選 刪改 文本重塑
在《清史稿·藝文志》子部雜家雜考類，著錄有譚獻《復堂日誌》（八卷）一種，其書與王應麟《困學紀聞》、顧炎武《日知錄》及陳澧《東塾唸書記》等札記體冊本并列。劉錦藻《續文獻通考·經書考》、丁氏《八千卷樓書目》亦將此書回于子部雜家，只是一在雜纂類，一屬雜說類。其友馬賡良在為是書作序時亦云：“仁和譚仲修師長教師撰《復堂類集》如干種，一種六卷曰《日誌》，則札記之書也。”[1]也就是說，在那時人的認知里，《復堂日誌》并不是一部“排日誌事”的小我私史，而是一種“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可是，徐彥寬所刊《復堂日誌補錄》舞蹈教室《續錄》的呈現，似乎打破了這種分歧性，二《錄》中時光信息的重現，復原了《復堂日誌》原初的形狀。這般一來，也就形成了一種窘境，即現今合并收拾的通行本《譚獻日誌》，在傳統目次學中已難以純真地回屬于史部或子部。[2]當然，分類并不是題目的要害地點，重點在于，八卷本是若何完成這種由史部到子部的跨越的。底稿《復堂日誌》的存在，正可以引領我們進進到著者的機密任務室中，察看一個文本由產生到成熟的豐盛經過歷程，探討文本背后所暗藏的隱微襟曲[3]。
一、《復堂日誌》的版本體系
譚獻（1832—1901），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舉人，署秀水教諭，歷任歙縣、全椒、懷寧、合肥、宿松等地知縣。曾為浙江書局總校、詁經精舍監院、盡心書院講席。平生博極群書，尤努力于常州莊氏、會稽章氏之學。《清史稿·文苑三》有其傳，評曰：“少負志節，告訴時勢。國度政制儀式，能講究其義。治經必求西漢諸儒微言年夜義，不屑屑章句。”生平以詩、古文辭著稱，“文導源漢魏，詩優柔善進，惻然動聽”[4]，尤工于詞，錢仲聯《近百年詞壇點將錄》推尊之為“托塔天王晁蓋”[5]。其著作之已刊者有《化書堂初集》三卷附《蘼蕪詞》一卷，《復堂類集》文四卷、詩十一卷及詞三卷，《篋中詞》六卷、續四卷，以及《清史稿》所謂“凡所論著，櫽括于所為日誌”[6]的《復堂日誌》。
《復堂日誌》現存版本可分屬刻本與底稿兩年夜體系，此中刻本有六卷本、八卷本、《念劬廬叢刻初編》本之分，底稿亦有謄清底稿、原底稿之別。單就刻本而言，六卷本始編于光緒五年（1879）七月初五日，是日日誌云：“節錄日誌始事。”[7]至光緒十二年（1886）七月基礎錄畢。所錄起于同治二年（1863）蒲月旬日，止于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以年份為先后，共節錄條目813則。各年份間多寡紛歧，多者99則，少者才11條。條與條之間不相連屬，也沒有標明詳細的月日信息。內在的事務基礎為“循誦載籍，譚藝之言”（《譚獻日誌》卷一，第5頁）。光緒十三年（1887）六月始付發行。同年八月十九日，羅榘以冷攤所得同治元年（1862）閏八月至同治二年三月日誌手稿一冊交還，于是又有續錄之舉。續錄刊載同治元年閏八月至同治二年四月、光緒十二年玄月至光緒十七年（1891）十仲春日誌中所選條目258則，分為兩卷，光緒十八年（1892）刊刻時與前六卷合并，支出所刊《半廠叢書初編》中，是為八卷本。此八卷為譚獻親身節錄、編定。譚獻往世后，日誌原稿為徐彥寬所得，徐氏又從中汰蕪存英，輯刻《復堂日誌補錄》二卷、《續錄》一卷。《補錄》起自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七日，止于光緒十七年十仲春二旬日；《續錄》起自光緒十八年正月十四日，迄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六月七日[8]，是為《念劬廬叢刻初編》本。2000年，范旭侖、牟曉朋合八卷本、《續錄》及《補錄》為一編，標點收拾，列進《晚世學人日誌叢書》，由河北教導出書社出書；2013年又修訂改名為《譚獻日誌》，支出由中華書局出書的《中國近代人物日誌叢書》中。是為明天最為通行的版本，也是學界所以為的“全本”。
現實上，在刻本之外，《復堂日誌》還存有多種稿鈔本，其一即南京藏書樓等地所躲原底稿。此中南圖躲本五十七冊，為徐彥寬舊躲，各冊均鈐有“徐彥寬章”“薇生所好長物”二印。每冊簡直均有命名，如《獨漉小記》《金門日錄》《天都宦記》《云鶴紀游》等，偶有冗長題識或短序闡明得名由來，如《迎陽二記》卷首云：“前記題以《迎陽》，以始于發春也。出門三閱月，蕭齋息影，書牖南向，浪霖得晴，節物又端陽矣。乃仍之曰《迎陽二記》。”[9]類此者另有《南園日誌》《三上記》《冬巢日誌》等。日誌用紙年夜都形制紛歧，行草書書寫，且多有污損涂抹之處。日誌始于同治元年閏八月，止于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九日，除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二十八日至除日、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光緒六年（1880）八月二十五日、光緒十一年（1885）七初一至十仲春旬日、光緒十二年七初一至光緒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光緒十五年（1889）七初一至光緒十六年（1890）八月三旬日、光緒十九年玄月朔至除日、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一日至除日、光緒二十二年元月至十月三旬日等數段日誌缺掉外[10]，四十年間，簡直未有中斷。而南圖所缺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光緒六年八月三旬日日誌可據浙江年夜學藏書樓躲本補足，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九日至十月三旬日日誌則存于浙江藏書樓。至此，《復堂日誌》原稿可知者已有六十冊[11]，基礎可稱為全璧。
除此原底稿外，南圖還躲有《復堂日誌》的謄清底稿一種。此本兩冊，為錢基博舊躲。扉頁有其題識云：“此系刻進《半廠叢書》中之《復堂日誌》一之五（六之十）五卷底稿，起同治癸亥（迄光緒乙酉），乃摘錄日誌中之涉于唸書者。”[12]與刻原形比勘，除了在分卷上有所分歧外，更值得留意的是，此中有較多鉤乙涂抹的陳跡。凡鉤乙涂抹處，在刻今日記中均予以刪削。如光緒十年（1884）“行縣道中，閱桐城戴名世田有《南山集》寫本八卷，少時知邵位西丈有此集，不暇過讀。本年桐城人以此求售，始展卷，波濤意度，亦云雅健。敘事繁簡有矩度，不用在方侍郎下。檢核不敢放言，似狷者也，而以狂獲罪。往在閩，見《李冷支集》，強健奇恣勝戴氏，而難免偽體，世亦止寫本傳播”[13]一條，刻本無。類此者凡二十四處。這一系列版本的存在，為考核日誌由底稿到刻本的文本演化供給了堅實的版本基本。
二、《復堂日誌》的編選與文本重塑
八卷本《復堂日誌》是顛末譚獻刪省而成的另一部書，有日誌之名而無日誌之實，這一點在日誌的一開端就有明白闡明，同時也在后世的冊本著錄中獲得了很好的印證。現實上，對于《復堂日誌》的體式，譚獻在日誌的晚期記載經過歷程中似乎就有了光鮮的自發，其同治七年（1868）玄月二日日誌云：“前日借施均父《居易錄》來，船中閱竟。名言詞句、國故朝章，順手輯錄，要自有義法。予欲教學仿此體為日誌。”[14]可見，譚獻最後選定的典范是王士禎的《居易錄》。《居易錄》三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于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其書以論詩、唸書之語為主，又雜記時勢，兼及派遣遷除[15]。這與明天所見通行本《復堂日誌》頗為類似。也就是說，八卷本完整是譚獻有興趣識編定的一部“著作”[16]。關于這一“著作”的成書經過歷程及刪削戰略，從底稿隱退、刻本天生的那一刻開端，似乎成了永恒的機密。而底稿的從頭發明，給解碼這一文本供給了充分的文獻根據。
在由底稿到刻本、從史部到子部的衍變經過歷程中，所牽扯到的最為要害的一個題目就是取材。就容量而言，底稿有六十冊（年夜約一百二十萬字）之多，而八卷刻本充其量只是此中的非常之一。面臨內在的事務這般豐盛且多樣化的文本，分歧的編選戰略，構成的或許就是完整分歧的另一種書。當然，在切磋這一題目時，對于著者已選的詳細條目，應該盡量防止用適當與否往權衡，由於底稿中確切還存有大批此刻看來更具價值的史料，但八卷本究竟出于作者自己之手，他擁有對內在的事務往取的絕對權利。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經由過程底稿與刻本的充足比對，勾畫出他對曾經選定的文本做了哪些修改，從而探討《復堂日誌》為何是我們此刻所能看到的樣貌。
日誌最光鮮的特色即所謂的“排日誌事”，其最原始的效能亦在于備忘，要完成這兩點，都不克不及缺少敘事所必須的三個要素，即時光、地址、人物。三要素一旦消散，所記內在的事務天然就掉往了最主要的參照，日常所見、所聞、所感的歷時性記載，也由此轉換成共時性的陳說，語境與感情由此被抹除。譚獻在重塑日誌文本的經過歷程中，就有興趣刪除了所記現實的時、地、人等信息，從而告竣內在的事務的條目化、客不雅化後果。好像治六年十一月六日所記“讀韋廬詩，如嚼冰雪，臨江村夫之匹矣”（《譚獻日誌》卷二，第36頁）一條，在底稿日誌中為：
市上冷攤買得《韋廬詩》三冊，秀州三日留，所得止此。晚飯后看月，作《憶女》詩：“生汝過三歲，從無百里分。月如嬌女面，人看秀洲云。索果耶頻喚，敲門笑已聞。今宵依母膝，不見母歡欣。”讀《韋廬詩》，真如嚼冰雪也。（《復堂日誌·冬心游記》，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7冊）
可知《韋廬詩》乃譚獻同治六年十一月游嘉興時于冷攤所得。詩集為李秉禮所著，分外集四卷、外集四卷。李氏詩宗法韋應物，多以清幽凄美之景依靠伶丁、空寂之情，作風清迥。譚獻此時正宦游嘉興，與家人異地，夜涼看月、懷念女兒之余，展閱此卷，故有“如嚼冰雪”之感。假如沒有底稿日誌的映照，很難想象它后面的詳細情境。除此之外，不難發明，底稿日誌中并無“臨江村夫之匹矣”一句，臨江村夫即仁和吳穎芳，其詩以天然清麗著稱，與李詩存在作風上的相似，故譚獻認為二人可相匹敵。題目是，這一總結評述性的話語是事后所添，仍是還有啟事？
現實上，譚獻在往除語境的同時，還有將分歧每日天期所記整合為一條的偏向。“臨江村夫之匹矣”一句，乃初七日讀《韋廬詩》時所記，原文為：“辰起誦《韋廬詩》，天寶以后詩，讀之輒厭其多，讀《韋廬詩》，惟惜其少，足敵臨江村夫矣。”[17]譚獻僅取最后一句加以更換，并與前一天所記合并，終極完成了此一條目標重塑。將多日所記合并為一個完全的條目，是《復堂日誌》最為罕見的重塑方法之一。如：
自杭州借高白叔躲《歷代詩馀》來，排日閱之，將以補《詞綜》所未備。如袁往華、韓淲，竹垞所未見者具在。予欲訂《篋中詞》全本，本年當首定之。選言尤雅，以比興為本，庶幾年夜廓門庭，高其墻宇。（《譚獻日誌》卷六，第115頁）
此條因關系到譚獻兩部主要詞選的成書過程及選詞主旨，主要性當不問可知。徐珂編錄《復堂詞話》時已將其歸入，儼然已成定本。可是，假如細繹文本，不難發明，語義間存在顯明的斷裂。末句所謂“年夜廓門庭，高其墻宇”，“其”字的指稱對象為何人何書？是朱彝尊《詞綜》嗎？謎底顯然有違譚獻的選詞主旨。是《篋中詞》嗎？然《篋中詞》今集部門此時已有定本，且《篋中詞》所選僅局限于有清一代，與《歷代詩馀》《詞綜》等選本選域分歧[18]。實在，呈現此種情形的啟事，在于譚獻在合并文本的經過歷程中沒有做到“嚴絲彌縫”。據底稿日誌，此條至多可分為三截：
雨孫、鄂士、荔塘杭函至，借得高白叔《歷代詩馀》一部。（光緒七年[1881]十仲春十八日）（《復堂日誌·天都宦記》附，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37冊）
閱《詩馀》百卷一過。固多可補《詞綜》，而《詞綜》所錄未進選者亦不少。……將以蒲月寫《篋中詞》始事，或仍曰《復堂詞錄》。（光緒八年[1882]四月二十六日）（《復堂日誌·知非日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43冊）
檢周止庵《宋四家詞選》。皆取之竹垞《詞綜》，出其外僅二三篇。仆所由欲刪定《篋中詞》，廣朱氏所未備。選言尤雅，以比興為本，庶幾年夜厥門庭。（光緒八年四月十七日）（《復堂日誌·知非日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43冊）
兩絕對照，刪省整合的陳跡也就裸露無遺，而“其”字所指代的對象為《復堂詞錄》，而非《篋中詞》，也是以渙然冰釋。值得留意的是，整合有時還隨同有增加、刪省、更換等系列行動。此條涵括的內在的事務在時光跨度上幾近半年，經由過程刪省整合之后卻發生了同時產生的錯覺。時光的消散，給內在的事務的層次化帶來了極年夜的方便，但也給后來的年譜編定者以極年夜的妨礙。如許的例子不乏其人。又如：
寫定《復堂詞錄》。以唐五代為前集一卷，宋集七卷、金元一卷、明一卷為后集。從《歷代詩馀》甄采補朱、王二家《詞綜》所無，蓋十之二。又從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中抄得明季錢忠介、張忠烈二詞，如獲珠船。予選詞之志亦二十馀年，始有定本。往取之旨，有敘進集。（《譚獻日誌》卷六，第116頁）
此條亦移并分歧時日所記而成，首句及末句乃總括現實之語，非一時實錄。此條所涉內在的事務，在底稿日誌中基礎散落在分歧每日天期之下：
錄詞，卷一始畢，蓋唐五代十國詞為前集也。詞人次序遞次字句異同，大略從《歷代詩馀》本。（光緒八年蒲月十四日）（《復堂日誌·知非日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43冊）
核定《詞錄》，宋似義詞排定，可抄寫，出《詞綜》外者可十之二。（六月二十八日）（《復堂日誌·知非日誌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44冊）
從丁氏《詞話》中錄得明末錢忠介、張忠烈二詞，補明人詞后，喜如獲珠船也。（玄月二十二日）（《復堂日誌·知非日誌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44冊）
于此可見，刻本所述假如復原到底稿中，在時光的連綿上亦簡直跨越了小半年。據底稿日誌，《復堂詞錄》的編選始于光緒八年蒲月七日，此后的數月中，“獨坐鈔詞”“鈔詞遣日”“力疾鈔詞”的語句頻見于記錄，故至七月十四日，已鈔完第六卷，八月十二日鈔至第八卷，玄月十八日，第十卷畢，十月十二日基礎完玉成書的鈔纂。至于撰敘的時光，則是在玄月二十三日，當天日誌云：“檢束群書，無可不雅覽，乃復續寫《詞錄》目次，忽有所觸，敘篇亦成。人或謂須生常談，豈知予固滿意而言邪？”[19]假如純真根據刻本，對于《復堂詞錄》的編選經過歷程及其成書時光，所能斷定的只能是一個年夜致的年月斷限。而底稿日誌的存在，卻能率領后世讀者重回譚氏選詞的現場，復原《復堂詞錄》由一枝一葉到開花成果的完全經過歷程。其他如卷五“閱《易堂九子文》”一條（《譚獻日誌》卷五，第111—112頁），卷六“方年夜鎮魯岳”一條（《譚獻日誌》卷六，第133—134頁），均是綴合長時段瀏覽記載的成果。
拆分，是譚獻重組日誌文本的另一個主要手腕。拆分是指將統一天的瀏覽記載細分為多個條目。因一天所歷不止一事，所閱之書不止一種，或分歧屬一類，若統回一條，很能夠形成前后主題紛歧，而拆分不只可以到達增加條目標目標，還有利于加大力度文本的條理性。好像治三年（1864）所錄三條：
人言李攀龍詩氣斷續而神脈離。斷續不盡然，脈離之掉似皆難免。元美博學多才，而驅遣未必盡當，所謂好漢欺人。七古數卷氣盛材雄，誠年夜手筆。憾其樹義多浮，無當詩教。五七言盡句意在盡前人之才，每于妙境輒一回旋，雖不克不及至，能自得師。
徐芝泉丈京邸來書。羈孤可念。又為予謀一官，不就。予十年蹭蹬，獻賦進貲，兩無成績。委心年夜化，得掉小于雞蟲。王弇州《雜詠》云：“寂寞何人問，韶顏鏡里紅。亦知年未老，有意向春風。”回環誦之，殆有李嶠真佳人之嘆。
閱《聚紅榭雅集詩詞》。聚紅榭者，閩中社聚集刻所作，長樂謝枚如持贈。凡四種，曰《雅集詞》五卷、《過存詩略》二卷、《游石鼓詩錄》一卷、《黃劉合刻詞》二卷。枚如社中巨手，詞進能品。徐云汀、李星汀亦超出跨越輩流。（《譚獻日誌》卷一，第13頁）
三條各言一事，端倪清楚，似乎不相連屬。但現實確是互有交叉，且除了第一條的前半段外（第一條又為整合前數天瀏覽記載而成），其余所記均產生于統一天。除往前后有關氣象的記錄，此數條在底稿日誌中的原始狀況為：
得芝泉丈十一月廿一、廿二日書。諗其近狀，羈孤可念。又為予謀一官，不就。予十年蹭蹬，獻賦進貲，兩無成事，委心年夜化，此得掉真小于雞蟲也。剪燭讀弇州詩，《雜詠》盡句云：“寂寞何人問，韶顏鏡里紅。亦知年未老，有意向春風。”予回環誦之，殆如元宗之聞《水調》有“李嶠真佳人”之嘆。閱弇州五七言盡句殆遍，意在盡前人之長，每于妙境，輒一回旋，雖不克不及至，能自得師。又閱《聚紅榭雅集詞》。聚紅榭者，閩中社聚集刻其所作也。初二日長樂謝章鋌枚如持贈。凡四種，曰《雅集詞》五卷、《過存詩略》二卷、《游石鼓詩錄》一卷、《黃劉合刻詞》二卷。枚如固社中巨手，填詞進能品。社中詩以徐云汀、李星村、謝枚如超出跨越輩流，詞則年夜都昆季也。（同治三年正月五日）（《復堂日誌·甲子日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2冊）
從底稿到刻本的經過歷程中，語義及內在的事務雖沒有太年夜的差別，但表達的情勢與戰略卻有實質的分歧。在必定水平上說，底稿是時光頭緒上線性的記錄，浮現的是著者一天中的所見所聞及所思所感。而到了刻本，時光線卻被報酬地打破，論述已由時光的連綿改變為空間的序列。各條目間已損失了內涵的邏輯，它們就像是裝在一個年夜型容器中的“模塊”，可以任由著者抽取、調動。經由過程文本的從頭組合，日誌原有的語境和感情已獲得基礎打消，札記體所需的序列化、客不雅性後果也是以浮現。
三、被掩飾的文本：《復堂日誌》的刪改
日誌凡是被以為是最具私密性、也最忠誠于原鬧事實的文本，但當日誌釀成一種著作方法，內在的事務由隱秘而釀成公然的時辰，其真正的性必將年夜打扣頭。《復堂日誌》開初也是遵守排日誌事的日誌體，其所浮現的是譚獻生平的方方面面，年夜到吏治平易近情、時期因革，小到衣食住行、晴雨冷溫，包羅萬象。但顛末譚獻的刪取、拆分、整合等一系列的重組之后，刊本《復堂日誌》的性質已完整由私家化的記載改變為公個性的常識。在文本重塑的經過歷程中，除了對所選日誌內在的事務停止序列化的整合外，還對各條目標內在的事務做了大批事后的修飾。小到個體文句的調換，年夜到整段內在的事務的刪削。比擬于條目標編選與重組，刪改往往來得加倍隱藏，加倍不著陳跡。假如沒有原始文本的對勘，簡直難以覺察。而底稿《復堂日誌》的發明，正可以供給一個盡好的參照。
在晚清的四年夜日誌中，王闿運、李慈銘均以好罵著稱，于先賢、時人，多所詆訶，毫無避諱。通不雅八卷本《復堂日誌》，譚獻似乎未有此病，故錢鍾書在給《復堂日誌續錄》作序時，徑以李慈銘作為比擬的對象，并得出“李書矜心好詆，妄人俗學，橫被先賢；譚書多褒少貶，微詞申旨，未嘗逸口”[20]的結論。但現實確切這般嗎？今《譚獻日誌》卷二收錄有同治十一年的札記一則，云：“閱錢楞仙司業《示樸齋駢文》。師法義山，純用唐調；清典可味，固是雅才。”（《譚獻日誌》卷二，第49頁）若僅憑通行刻本，這不外是一條再通俗不外的唸書評論。但在南圖所躲清底稿《復堂日誌》中，緊接其后，卻還有一年夜段內在的事務：
偶閱俞編修所刻書，說經紕繆，涉小學、校讎語，間可取其慧思。小言破道，私智盜名，方當誤后生，謬種傳播矣。經生有俞樾，猶文士之有袁枚。至俞之詩文，則又袁枚之輿臺。浙西水土浮脆，恒生此輩，直可謂之荑稗。如錢司業者，差不愧唸書種子，即非師資，如果良朋。[21]
此段牽扯到譚獻對俞樾其人其書的評判，真可謂是矢口漫罵了。在徐彥寬所輯《補錄》中，此條系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下，補足了有關俞樾的內在的事務，但于“浙西水土”以下，又予以刪除。由于八卷今日記中并無詳細的月日信息，即使有《補錄》可資對比，假如沒有內在的事務上的重復、接榫，很難將二者有用地合并、參照，這在必定水平上形成了文本的斷裂與不完全。而原底稿的存在，正可以復原日誌該有的面孔：
十四日，借不雅錢司業振倫《示樸齋駢文》六卷，師資義山，純乎唐調，清典可味，固是雅才。偶閱俞編修樾所刻書，說經紕繆，偶及小學，間可取其慧思。小言破道，私智盜名，繆種傳播。經生有俞樾，猶文苑之有袁枚矣。若俞之詩文，又枚之輿臺。吾浙土植浮脆，恒生此等稂莠。如錢司業者，已不成多得。（《復堂日誌·壬申瑣志》，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12冊）
于此可見，“借不雅”與“偶閱”之事乃同屬一天。俞樾與錢振倫同為浙人，譚獻此條日誌之意圖，也在于經由過程兩者的比擬，來凸顯錢氏、褒揚俞樾。這種肌理與條理感，只要在底稿日誌中才幹獲得展示。別的，底稿與清底稿比擬，雖年夜意無差，但在細節上卻做了相當的潤飾，特殊是將“吾浙”改為“浙西”[22]。譚獻雖出生浙西，但生平謹記以浙東史學相標榜的章學誠，而對于出生浙西的袁枚、俞樾、陸心源等均有分歧水平的貶低。但顛末從底稿、清底稿到刻本的不竭刪潤，開初劇烈、尖刻的語句已完整消散不見，留下的只是一片溫和之音。
俞樾于譚獻為同時，二人在日常生涯中亦多有交往[23]。同治五年（1866）詁經精舍重建，馬新貽更以譚獻為監院，俞樾為山長，是以二人還有一段時光的同事經過的事況。但由于學術的分途或某些實際的原因，俞樾在八卷本《復堂日誌》中簡直成了一個出席者。今八卷本中有涉于俞樾者，有且僅有“閱俞巾山《經義達詁》一卷。僅刻成《說周易》者，亦王伯申門庭中人”（《譚獻日誌》卷二，第22頁）一則。此條在內在的事務上基礎屬于客不雅陳說，語氣上也毫無褒貶偏向。但是在底稿日誌中，“亦王伯申門庭中人”一句本為“精卓處不減王伯申也”，完整是一副“青出于藍”的贊嘆口氣。也就是說，連這種臧否不出諸口的中立後果，也全然是事后潤飾的成果。又如“讀《荀子》，至《成相》篇。……‘孰公長公之難’當一句讀，‘托于成相以喻意’上不用有脫句”（《譚獻日誌》卷二，第23頁）一條，在底稿中，末尾還有“俞巾山說與予合”一句。學術上的不約而合，本應該是值得光榮的事，但譚獻似乎并不這么以為。刻本中有涉于俞樾而遭事后刪削者，遠不止此，又如：
校《管子·奢侈篇》，訛脫多不成讀。子高《校訂》中采諸家校語，往往臆決專輒，不敢從。俞樾之言尤果斷，謏聞亦缺乏誤后生。（光緒六年仲春二日）
校《管子》二十四卷卒業。《管子》為道家初祖、《周禮》大批，于九流為最尊。子高《校訂》成編，戢孴為勞。然全收王氏《唸書雜志》，無所改正，出己意者又不確實，用俞樾末議多偏言。（光緒六年仲春十五日）（《復堂日誌·山桑宦記》，浙江年夜學藏書樓躲底稿）
下劃線部門的內在的事務在通行本中也早已不見蹤跡。子高，即戴看，同治初年與譚獻最為交好，著有《管子正誤》一書。此書成書之初，譚獻還多有助益[24]，成書之后又得最先觀看。那時對于此書的評價頗高，對所引俞樾部門，亦是夸贊有加。好像治二年蒲月二十三日日誌云：“閱子高《管子正誤》，其犖犖年夜者，厘然有當于予心也。”[25]又同治三年七月廿四日日誌云：“閱《管子》。……子高校本詳密，中采宋于庭、俞蔭甫說多進微，可喜也。”[26]與光緒六年所記比擬，曾經是盡然相反的兩種立場。只是這部門內在的事務在通行本中多被抹除，乃至后世無法看到譚獻前后分歧的兩副面貌而已。
抹除對前代學者，特殊是同時之人的批駁，從而營建一種“多褒少貶”或“不褒不貶”的溫順抽像，是譚獻重塑《復堂日誌》最為罕見的伎倆。他所批駁的對象除俞樾外，另有韓愈、朱熹、全祖看、袁枚、方東樹、吳敏樹、陳康祺、陸心源等，甚至部門師友如邵懿辰、戴看、魏錫曾、陶方琦等，亦在所難免。如斥朱子《論語集注》為巨謬，“垂之國胄，貽患無限”（第二冊《甲子日誌》）；以方東樹為蒙昧妄人，以陳康祺為“遼東豕”（第四十五冊《盛唐治記》），以陸心源為“吾浙不幸”（第一冊《□樓日誌》）等等。除了文字內在的事務的全體性刪削外，對部門過度尖刻的語句停止潤飾性的調換或改寫，也是譚獻在尋求文本的平實化、客不雅化後果時所采取的主要手腕。較為凸起的例子如：卷一“閱抱經堂本《顏氏家訓》”一則中的“陳義膚淺”改為“陳義平遠”[27]；卷二“閱《駢體正宗》”條，“古義盡亡”調換為“古義稍掉”[28]，又“閱定庵詩詞新刻本”中，“終不成家”變為“終非當家”[29]；卷六評論方浚頤《二知齋文集》一條，末句“條鬯而未芳香者也”已改寫為“立論亦可托者多”[30]。這類作部分潤飾的例子，在從底稿到刻本的經過歷程中，其實不乏其人。
譚獻對《復堂日誌》的刪改，除刪削、調換外，更有條目內在的事務的加添、前后順序的更換，甚至于全部條目標改寫與重編等。以加添為例，關于《篋中詞》的初選時光，同治五年日誌云“選次《瑤華集》，為予《篋中詞》始事”（《譚獻日誌》卷二，第34頁），至同治六年又云：“近擬撰《篋中詞》。”（《譚獻日誌》卷二，第36頁）而光緒二年（1876）蒲月又有“予欲撰《篋中詞》，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今始事”（《譚獻日誌》卷二，第65頁）的記錄，前后多有重復牴觸之處。而依據底稿日誌，“選次《瑤華集》二卷”一事乃產生于同治五年三月十三日，當天日誌僅有此一句，“為予《篋中詞》始事”一語乃譚獻事后補充，并非現實情形的真正的記載。至于同治六年一條，在底稿日誌中亦僅有“讀項廷紀蓮生《憶云詞》殘本甲乙稿二卷。……何時重得全本，當上合飲水，下及水云，并二張、頻伽、吳枚庵、周稚圭諸家，合選以告全國。此事自有正宗，無取描繪周（草窗）、吳（夢窗），皮傅姜、張為也”[31]的談吐，并無與“篋中詞”相干的字眼。與刻今日記比擬，統序人物也有顯明變更。在刻本中，譚獻增加了陳維崧、朱彝尊、厲鶚、項鴻祚等四人，即歸入了晚期陽羨派及浙西詞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如許一來，自清初以來的詞學譜系才告竣了真正意義上的完全周密。可見在同治年間，譚氏雖有興趣于選詞，但并沒有選次《篋中詞》的成熟構思。其正式開端著手，當在十年后的光緒二年。當然，此類對于文本的事后刪潤，不消除有學術成熟后對以往熟悉的修改。但不成否定，這種年夜範圍的刪改，確切在客不雅後果上營建了他“多褒少貶”的學者抽像，也培養了《復堂日誌》作為一種著作情勢的完全周密。
結 語
日誌在晚清獲得了極年夜限制的成長，這一點不只表示在呈現了一大量如李慈銘《越縵堂日誌》、王闿運《湘綺樓日誌》、葉昌熾《緣督廬日誌》舞蹈教室等篇幅年夜、內在的事務豐盛的日誌，更在于他們看待日誌這一體裁類型的立場，本日記似乎已成為他們著意運營的對象，成為他們日常著作的一種方法。日誌書寫開端衝破記載日常瑣事的簡略體式和用以備忘的純真目標，讀者也不再僅限于本身，而是成為一種公然展覽的常識，甚至變為炫博的本錢。日誌儼然成為一部“百科全書”，著者或后人可以從中抽掏出所需的分歧門類，編排出體裁各別的著作。如一部李慈銘《越縵堂日誌》，在后世傳播中已析出《越縵堂唸書記》《越縵堂說詩全編》《越縵堂菊話》《越縵堂金石題跋錄》等主題各別的書藉品種。其他如曾國藩、吳汝綸、葉昌熾等人日誌亦有分歧水平的摘編本[32]。但無一破例，這項任務基礎出自后人之手。而《復堂日誌》初刻八卷，作為譚獻親手編選、刪訂、發行的一部摘編日誌，可以說是同類型中最具自發認識的一種[33]。
《復堂日誌》發行之前，已有在友朋間傳不雅的跡象，好像治元年日誌底稿之上，已有周星詒的眉批[34]。刊成之后，譚獻更在同人世普遍寄贈。據底稿日誌，自光緒十三年起，收到譚獻贈書的即有袁昶、周星譼、吳慶坻、沈清藻、邊葆樞、吳受福、王尚辰、吳昌碩、許仁沐、葉瀚、汪豐年、陶浚宣、繆荃孫等。同時還呈現了袁昶[35]、周星譼兩種批點本，周氏批本今亦躲于南京藏書樓，眉批云：“此等銓次近于筆談隨錄一種，卻好是日誌新派。……譼嗣后作日注，謹當仿寫認為榜樣。”[36]于此可見此書在那時的傳播水平與譚獻有興趣運營的專心。阿萊達·阿斯曼曾將汗青與記憶定位為回想的兩種形式：一種是效能記憶，即那些有群體聯繫關係性、有選擇性、價值聯絡接觸和面向將來的部門；另一種則是存儲記憶，即一切記憶的記憶，是與實際掉往有性命力聯絡接觸的工具[37]。日誌作為一種記憶的文本，實質上也是對曩昔的一種存儲。《復堂1對1教學日誌》在傳播經過歷程中發生的兩種形狀，假如說底稿《復堂日誌》是譚獻生平記憶的總匯，也就是所謂的“存儲記憶”的話，那么，由其親手特別編定的八卷本無疑是從存儲器中抽離出來，用以建構曩昔的“效能記憶”。譚獻經由過程對底稿日誌的摘選、重組、刪潤，《復堂日誌》已然從私家性的話語釀成公個性的常識，釀成一部可資傳播的“著作”。而在文本重塑與傳播的經過歷程中，譚獻也得以從頭界說自我、建構自我。
參考文獻：
[1] 馬賡良《序》，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收拾《譚獻日誌》，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頁。
[2] 在明天的圖書分類系統中，因落款為日誌，且列進《中國近代人物日誌叢書》，天然回屬于史部一類。但嚴厲來說，實在只要《復堂日誌補錄》《續錄》才具有日誌形狀，前八卷則有日誌之名而無日誌之實，統回于史部，有主從倒置之嫌。
[3] [法]皮埃爾—馬克·德比亞齊云：“文學手稿的剖析準繩請求盡能夠多地追蹤關心作家的寫作、行動、感情及遲疑的舉措，主意的是要經由過程一系列的草稿和編寫任務來發明作品的文本。”（[法]皮埃爾—馬克·德比亞齊著，汪秀華譯《文本產生學·引言》，天津國民出書2005年版，第3頁）此說對本文的寫作多有啟示，在寫作經過歷程中對文本產生學實際亦多有鑒戒。
[4]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44冊，第13441頁，1977年版。
[5] 錢仲聯《夢苕庵論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87頁。
[6]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第44冊，第13441頁。
[7] 譚獻《復堂日誌·山桑宦記上》，浙江年夜學藏書樓躲底稿。
[8] 中缺光緒十九年（1893）玄月至十仲春、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七日至除日、光緒二十二年（1896）正月至十月日誌。前兩段日誌原底稿亦無，疑是自己掉記或悔棄；后一段日誌中的六月九日至十月三旬日日誌名《蛇足記》，今躲浙江藏書樓。此中《續錄》中所錄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誌在時光信息上稀有處錯訛，如“十月初二日”當為“七月初二日”，“八月念日”當為“八月廿一日”，“十一初一，章生枚叔來談，迫暮往”一條，當屬光緒二十二年（拜見《譚獻日誌·續錄》，第319、320、322頁）。
[9] 譚獻《復堂日誌·迎陽二記》，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33冊。
[10] 據《浙江文獻博覽會專號》，光緒二十二年日誌兩冊，為高時敷舊躲，一冊起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元日至六月初八日，名《擊壺記》；一冊起六月九日訖十月卅日，名《蛇足記》（拜見《文瀾學報》1936年第2卷第34期，第42頁）。《蛇足記》今躲浙江藏書樓，《擊壺記》尚存與否，則不得而知。
[11] 承蒙浙江古籍出書社路偉教員察訪，知浙江博物館亦躲有譚獻底稿日誌一冊，落款為“戴園小記”。
[12] 譚獻《復堂日誌》，南京藏書樓躲清底稿，上冊。
[13] 《復堂日誌》，南京藏書樓躲清底稿，下冊。日誌中有關戴名世的瀏覽記載多未節錄，此中啟事或許是避諱，或許是暗藏某種現實，也或許是純真的文學主意分歧。
[14] 《復堂日誌·戊辰秋冬小記》，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8冊。
[15] 拜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二，中華書局2008年版，上冊，第1056頁。
[16] 譚獻對于“著作”的渴求與成名的焦炙，在日誌中多有表現。日誌所見譚獻有興趣撰著的冊本即有：《復堂繹聞錄》《學論》《文選疏》《隋書經書志子部考據》《讀管子札記》《說文解字箋疏》《六書定論》《六書慎言》等。
[17] 《復堂日誌·冬心游記》，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7冊。
[18] 朱德慈因未見底稿日誌，不知《復堂詞錄》開初亦名《篋中詞》，在《譚獻詞學運動征考》中即誤將此條作為譚獻“自我總結《篋中詞》之挑撰旨回”的證據（拜見朱德慈《近代詞人行年考》，今世中國出書社2004年版，第181頁）。
[19] 《復堂日誌·知非日誌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44冊。
[20] 錢鍾書《復堂日誌續錄序》，《譚獻日誌·續錄》卷首，第296頁。
[21] 在清底稿中，還有一條與俞樾相干而不見于刻本者：“閱俞巾山《群經平議》第十四卷，蓋說《考工記》明堂重屋者，說經這般類，予皆目為無用之言。”（譚獻《復堂日誌》，南京藏書樓躲清底稿，上冊）
[22] 對于兩浙學風，多以浙東、浙西分途，普通而言，浙東多史學專家，浙西多博雅文人，二派勢同水火。譚獻同治元年十月廿五日日誌即云：“吾浙問學之事，浙東、西截分兩途，東學樸質而近迂，西學隱秀而進瑣。吾于浙東推黃氏伯仲、西河師長教師，不甚服萬氏，尤不喜全謝山。西學舊推馮猴子、盧抱經。子高言湖州楊秋室最高，惜予未得讀其遺書。秀水朱氏之考據、海寧查氏之詩，吾固可折箠使之。近日得嚴鐵橋書，亦得掉各半。若當湖陸氏，吾浙不幸有此人也！陸之學直與袁枚之文等。”（第一冊《□樓日誌》）
[23] 好像治六年四月十三日日誌：“作與俞巾山師長教師書。”（第八冊《稿簿》）同治七年蒲月三日日誌：“過俞巾山太史談。”（第七冊《計諧行錄》）玄月二十九日日誌：“飯后同諸子泛湖，至岳祠不雅道場，因詣俞蔭甫太史樾于詁經精舍，略談。”（第八冊《戊辰秋冬小記》）同治九年（1870）閏十月三日日誌：“過詁經精舍，與蘭艇談，晤俞巾山編修談。”（第九冊《獨漉小記》）光緒十八年三月二日日誌：“俞曲園來談。”（第五十七冊《周甲記》）十一日日誌：“同白叔筍輿至1對1教學右臺仙館，答俞曲園叟，晤談移晷。”（第十九冊《周甲記》下）
[24] 同治二年蒲月十六日日誌：“游書肆，竟覓得陳師長教師碩父校《管子》一種，蓋就黃蕘圃所躲宋本點勘。子高正治《管子》，以貽之。”（第二冊《甲子日誌》）底稿與刻本微有分歧。
[25] 《復堂日誌·甲子日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2冊。
[26] 《復堂日誌·城東日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2冊。
[27] 《譚獻日誌》卷一，第9頁；《復堂日誌·□樓日誌》，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1冊。
[28] 《譚獻日誌》卷二，第38頁；《復堂日誌·戊辰秋冬小記》，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8冊。
[29] 《譚獻日誌》卷二，第42頁；《復堂日誌·稿簿》，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8冊。
[30] 《譚獻日誌》卷六，第121頁；《復堂日誌·甲申日籍》，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48冊。
[31] 《復堂日誌·冬心游記》，南京藏書樓躲底稿，第7冊。此條在刻本中的文字內在的事務為：“近擬撰《篋中詞》。上自飲水，下至水云，中心陳、朱、厲、郭、皋文、翰風、枚庵、稚圭、蓮生諸家，令嬡一冶，殊呻共吟，以表填詞正變，無取描繪二窗、皮傅姜張也。”（《譚獻日誌》卷二，第36頁）
[32] 今南京藏書樓躲有宗源瀚（1834—1897）日誌鈔本數種，此中《頤情館筆記》亦是所記《自有余齋日誌》的摘錄重編本，只是未經發行。
[33] 現實上，刊本《復堂日誌》在傳播經過歷程中，也呈現了相似的按主題編次的版本。如國度藏書樓即躲有一種落款為《復堂日誌類鈔》的清鈔本，年夜體依據八卷刻本所收據目標內在的事務性質，分辨回屬于經、史、子、集各年夜類之下（拜見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誌叢鈔》，學苑出書社2006年版，第63冊，第489—597頁）。
[34] 譚獻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誌：“閱惠氏、席氏《讀說文記》。閱諸史志，漸有進處。人生三十年，甫能讀志。前人云史才作志尤難，豈獨作者難哉？”周星詒眉批云：“詒往歲始能讀志，前三歲始知讀志，嘗自內慚，謂如仲修者，必早努力矣。今讀是則，乃知亦未先我，竊以自喜，并以見仲修不欺之學也。”（第一冊《□樓日誌》）是為傳不雅的顯證。
[35] 葉景葵云：“故交蔣抑卮舊躲初印六卷本，桐廬袁忠節公斷點。忠節與復堂深交，凡所揭橥者，擷其精要，無或漏掉；正其疵颣，不稍假借。洵不愧直諒多聞之選。……八卷本已有采用忠節評本矯正處。”（葉景葵著，顧廷龍編《卷盦書跋》，上海古籍出書社2006年版，第31頁）又譚獻光緒十四年（1788）三月三日日誌云：“得爽秋京邸書，論予《日誌》甚詳。”（第五十一冊《休景記》）可見袁昶于《復堂日誌》多有論議。今上海藏書樓躲有葉景葵臨袁昶評《復堂日誌》一種，立即此。
[36] 譚獻《復堂日誌》，南京藏書樓躲周星譼批底稿。此本亦為錢基博舊躲，扉頁題“周涑人師長教師批本譚復堂日誌手定本，蘇南文物治理委員會善本書室，錢基博謹贈”。卷首有錢氏題識云：“此《復堂日誌》手寫定本，即刊進《半廠叢書》者也。眉端有周涑人師長教師星譼批記，頗有然疑，不盡為標榜之語。涑人師長教師乃祥符五周之一，在同光間，兄弟競爽，次文竟章，自為師友。而舉進士者三，舉孝廉者一，皆官監司、刺史至二千石。而涑人師長教師年輩視復堂為高，乃折節為兄弟交。甲戌六月讀一過，揮汗記此。”
[37] 拜見[德]阿萊達·阿斯曼著，潘璐譯《回想空間：文明記憶的情勢和變遷》，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142—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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