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楊樹達 訓詁學
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學人，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學術。學術一脈，不盡薪火傳受；學人百世，各有時期作風。假如回想20世紀的學術創獲，雖經過的事況風雷霜雪，仍然滿山絢麗，令人琳琅滿目。有名學者楊樹達師長教師的學術成績，就是此中水邊林下雖并不惹眼，卻發散出異常清芬的一簇。
楊樹達師長教師，字遇夫，號積微，湖南長沙人。生于1885年6月1日，卒于1956年2月14日。1897年，楊樹達考進時務書院。1905年，官費赴japan(日本)留學，辛亥反動后回國，接踵任湖南高級師范黌舍教務長，湖南第四師范黌舍、省立第一師范黌舍、省立第一男子師范教員。1920年在北京師范黌舍、北京法政專門黌舍、北京高級師范黌舍、北京高級農業專門黌舍任教。1924年，任北京師范年夜學傳授、國文系主任。1926年后任清華年夜學傳授、湖南年夜學傳授等職。
楊樹達師長教師著說宏富，多以極高的學術價值，在學界發生過宏大的影響。此中《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印書館1933年）一書，作為20世紀學術具有承前啟后感化的代表作之一，不只被秦漢史學者和社會史學者視為必唸書，其學術視角與研討方式，對于一切關懷中國汗青文明的讀者，也會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此夫。孔老漢子以江河運轉比方汗青演進的說法，被很多人所接收。汗青確切一如江河，有“潮平兩岸闊”的緩漫的河段，也有“盡壁天懸，騰波迅急”的崢嶸峽路。分歧汗青時小樹屋代文明節拍的差異，可以使人們發生分歧的汗青印象和汗青感觸感染。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道理〉批注》中已經頒發如許的感歎：“吾人攬〈覽〉史時，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嫌棄之。非好亂也，安適安靜之境，不克不及優點，非人生之所堪，而變更倏忽，乃人道之所喜也。”反應了汗青上文明節拍屢有時期變換的現實，反應了“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節拍急進的時期往往對于汗青文明有較明顯的推動的現實。
20世紀二三十年月，是眾所周知的濁世，可是以汗青節拍剖析的目光看，確切完成了李年夜釗等人熱忱召喚的“少年中國”。值得留意的是，這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期，那時政治、軍事、文明、藝術等分歧範疇中，簡直均是青年才士各領風流。
我們說那時社會生涯的諸多方面都表示出“少年”景象，學術發明也是異樣。上海古籍出書社出于慧眼與高見出書的聚集近代學術巨匠名著的“蓬萊閣叢書”，我們看到曾經問世的19種，這些專著最後出書時作者的均勻年紀，不外41歲擺佈。楊樹達師長教師也是在動蕩的汗青佈景下，于亂中取靜的學術生涯中積聚學問，頒發論著，成績年夜器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已經說，史家的重要職責，是“見盛不雅衰”（《太史公自序》），以發明和總結汗青的“盛衰年夜指”（《十二諸侯年表》）。我們假如以較為宏闊的視界看汗青文明的全景，那么，“盛”與“衰”，就并不只僅是指王氣的勃興與凋滅，又意味著一個汗青時代社會發明力總和的價值，意味著那時人們的思惟成績在人類聰明寶庫中的比重，也意味著這一時代文明提高的速率。也就是說，假如停止汗青的時期比擬，不只應該看到政治的“盛衰”，也應該對文明的“盛衰”有所器重。
或認為文章的剛柔，往往可以反應時期的盛衰，如西漢強大，文章“雄麗而剛毅”；東漢少衰，“文辭亦視昔為弱”；唐代“國威復振”，“終有韓（愈）、呂（才）、劉（禹錫）、柳（宗元）之倫，其語瑰瑋，其氣奘駔，則與西京相依。”（章炳麟：《菿漢微言》）但是，我們留意到，汗青有政治的“盛衰”，又有文明的“盛衰”，政治與文明“盛衰”活動的波形，彼此間未必可以完整印合。批准這一見解的伴侶或許會接收如許的看法，即2個人空間0世紀二三十年月固然在政治上表示為極真個騷亂紛爭，在某種意義上卻可以看作學術的亂世。
回想中國近代學術史，可以看到楊樹達師長教師以其勤懇的學術實行，為完成那時的學術繁華作出了凸起的進獻。
1921年，楊樹達師長教師完成《說苑新序疏證》。1922年，中華書局出書了楊樹達師長教師的《老子古義》二卷。這部書1926年又重版印行。1924年，《鹽鐵論校注》《漢書補注補正》與《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問世。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書《詞詮》與《中國語法綱領》。《詞詮》1954年又由中華書局出書。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書《高級國文法》，1931年出書《馬氏文通刊誤》及《積微居文錄》。1933年，世界書局出書楊樹達師長教師著《中國修辭學》，同年商務印書館出書了他的《漢代婚喪禮俗考》。1934年，商務印書館又出書了他的《論語古義》和《古書句讀釋例》，北京好看書局出書了楊樹達著《古聲韻會商集》。他的《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五卷《補遺》一卷，1937年亦由商務印書館出書。這部書的六卷增訂本，1955年再次由迷信出書社發布。
楊樹達師長教師40年月面世的論著，有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年齡年夜義述》，以及課本本《論語疏證》《文字形義學》《甲骨文蠡測擷要》《文法學小史》《訓詁學小史》等。
20世紀50年月，中國粹術經過的事況了特別的汗青變更。而楊樹達師長教師依然“勤于述作，既速且精，誠令人欽仰贊嘆”（周祖謨《致楊樹達》）。胡厚宣也曾致書贊嘆道：“深覺束縛以來，關于甲金小學，惟師長教師著作最豐，發現最多，其進獻之年夜，蓋衝破以往一切之學者。傾仰之至！”中國迷信院1952年出書了他的《積微居金文說》，1953年又出書了他的《淮南子證聞》，他的《積微居甲文說》附《卜辭瑣記》亦于1954年問世。他的另一部甲骨文研討專著《耐林庼甲文說》附《卜辭求義》同年由群聯出書社出書。以《漢書補注補正》為基本完成的《漢書窺管》，1955年由中國迷信出書社出書。他的《論語疏證》由迷信出書社出書。1957年，他的《鹽鐵論要釋》由迷信出書社發布。
對于楊樹達師長教師的治學成績，學界評價極高。章太炎師長教師致書已經夸贊道：“兄于治學可謂專精。”郭沫若師長教師亦曾致書言：“我兄于文字學方式領會既深，涉歷復博，故所論列均證據確實，擺佈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量，至佩至佩！”董作賓師長教師致書亦有“深佩卓識”語，謂“公在課程忙迫中猶能作專精研討，進獻古文字學者極年夜，敬仰之至”。陳寅恪師長教師致書亦稱：“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第一人，此為學術界之公論，非弟阿私之言。幸為神州文明自愛，不堪仰企之至！”于省吾師長教師致書對于楊著《積微居甲文說》也有“義證準確，施展透闢，并世研契諸公無與對抗。欣佩之情，匪言可喻”的評價。胡厚宣師長教師也已經在《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序文》中頒發贊語：“（楊樹達師長教師）寫文章最多，不掉為五十年來甲骨學研討中最盡力的一人。”
陳寅恪師長教師在《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中，又重復了“當世學者稱師長教師為本日赤縣神州訓詁學第一人”的贊美之詞，并且說：“師長教師常日熟讀三代兩漢之書，融合貫穿，孤芳自賞。故其說明現代佶屈聱牙艱澀通俗之文句，無不文從字順，犁然有當于人心。”接著，陳寅恪師長教師又頒發了如下一番感嘆：
百年以來，洞庭衡岳之區，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聞于世。師長教師少日即已肄業于時務書院，后復游學本國，其同時輩流，頗有遭際世變，以功名顯者，獨師長教師講學于南北諸黌舍，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先后著書高數尺，傳誦于國內外學術之林，一直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雷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掉，全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嗚呼！ 自判辨以來，生平易近之禍亂，至本日而極矣。物極必反，天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陰沉慘酷之世界而為明朗戰爭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喪文雅也，則國度必將尊禮師長教師，認為國夙儒宗，使弘宣我華夏平易近族之文明于京師太學。當時縱有進夢之青山，寧復容師長教師高隱耶？ 然則白發者，國老之象征，壞話者，亦儒宗所應具，斯誠可喜之兆也。又何嘆哉？ 又何嘆哉？
陳寅恪師長教師所說“青山”“進夢”“白發”“壞話”，指1942年教導部公布楊樹達、陳寅恪等師長教師為部聘傳授，楊樹達師長教師漠然處之，有“只要青山來美夢，不幸白發換壞話”詩句事。陳述提醒“功名”與“文明”之“肥瘠榮悴，固不雷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掉，全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其實是極深入的富有汗青主義目光的深見。
陳寅恪師長教師為王國維所撰留念碑文，有誇大學術自立的名言：“……唯此自力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歷萬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50年月初，他在答復中國迷信院請他擔負中古史研討所所長的看法時又說，“沒有不受拘束思惟，沒有自力精力，即不克不及發揚真諦，即不克不及研討學術。”“自力精力和不受拘束意志是必需爭的，且須以存亡力爭。”“一切都是大事，惟此是年夜事。”（陳寅恪：《對迷信院的答復》）陳寅恪師長教師為楊著所作序文“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的稱讚，亦表現了對于“自力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的確定和保持。有論者剖析說，“這與其說是為楊樹達作序，到（倒）不如說是陳寅恪因感而發，表達了他對為人治學以及文明與時局的遭際的心聲，錚錚有凜然之氣。”
1951年，中國迷信院預備出書楊樹達師長教師的《積微居金文說》，楊樹達師長教師仍擬將陳寅恪師長教師的序文置于卷首，陳寅恪師長教師亦悵然批准。但是1952年中國迷信院編譯出書局致信楊樹達師長教師稱：陳寅恪序文的“態度不雅點有題目”。同年11月，楊樹達師長教師的《積微居金文說》出書，陳寅恪師長教師的序文公然被刪往。1952年12月6日，陳寅恪師長教師致楊樹達師長教師的信中說到此事：“手示敬悉。年夜著尚未收到。賤名不得附尊作以傳，誠為不幸。然拙序語意陳腐，未來恐有累年夜者，今刪往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楊樹達師長教師的《積微居金文說》和陳寅恪師長教師的序文出書時的遭受，在他們風云幻化的學術生活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可是卻可以或許反應其學術態度和學術品德。兩位學者的性情雖有差別，可是就保持“自力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而言，則意志配合。因此所謂“錚錚有凜然之氣”也罷，所謂“態度不雅點有題目”也罷，正反兩種評價，實在是既可以針對陳寅恪師長教師，也可以針對楊樹達師長教師的，盡管兩位師長教師言行之作風的緩急剛柔確切有所分歧。
平生淡于“功名”，“持短筆，照孤燈”“寂寞勤苦”“不少間輟”的楊樹達師長教師在《積微翁回想錄自序》中已經如許寫道：“余性不喜談政治。中年涉世，見純粹士人一涉仕途，便腐壞腐化，不成拯救；遂畏政治如蛇蝎。由本日不雅之，人在社會，決不克不及與政治盡緣。余往時所見，實為過錯。至宦途糜爛，亦公民黨及軍閥之政權時這般，非所語于本日國民當局之時期也。昔年在京，來去論學之人有喜談政治者，而政治上犯年夜過錯之人如陳獨秀者，與余雖未謀一面，然以會商文字學之故，亦曾有書札往還。此等皆屬學問上之人緣，與政治盡有關涉也。慮或曲解，聊復言之。”固然共享空間檢查了往時之見的“過錯”，可是因“慮或曲解”所作的說明，依然使人覺得心坎與所謂“中年涉世，見純粹士人一涉仕途，便腐壞腐化，不成拯救；遂畏政治如蛇蝎”有所分歧的另一種“畏政治如蛇蝎”的疑懼。
當然，所謂“人在社會，決不克不及與政治盡緣”，是人生的實際。學者崇尚“自力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也并不料味著迴避社會牴觸，廢棄社會義務。以楊樹達師長教師而言，抗戰時代“何當被甲持戈往，殺賊回來一卷娛”（1939年12月24日詩），“卻喜健兒能殺賊，故探圣典記攘戎”（《六十述懷》詩）等詩句，都深抒“殺賊”壯志，飽含救亡豪情。他在1939年至1940年間開《年齡》課，所著《年齡年夜義述》一書1943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書，“意欲令諸生嚴夷夏之防，切復仇之志，明義利之辨，知治己之方。”（《年齡年夜義述自序》）可知抗敵救國之熱情。其說其事，可以看作“故探圣典記攘戎”詩句的注腳。1946年，聞一多師長教師被暗害，新聞傳來，楊樹達師長教師激怒至極，他在日誌中寫道：“報載聞一多見刺逝世，本日真濁世也！ 墨家教客論政，竟不克不及容，談吐不受拘束之謂何哉？”悲恨之聲，至今讀來令人激動。
楊樹達師長教師以“禮俗”斷定研討的對象，原意當包含禮節軌制與平易近間風氣，而此中的禮節軌制，天然與凡是懂得的政制分歧，實是一種因“俗”而生，又制約著“俗”，與“俗”一直存在親密關系的“禮”。“禮俗”，是社會生涯中特殊值得器重的景象。但是，自50年月以來，“禮俗”，似乎曾經加入了社會迷信常用語匯。江紹本來生早年在北京年夜學的課本《禮俗科學之研討》，于80年月末經收拾出書，命名為《中國禮俗科學》（渤海灣出書公司1989年版），于是人們持久覺得陌生的“禮俗”一語，從頭進進讀者的視野中。
楊樹達師長教師作為國粹巨匠，雖開初因說話文字學成名，于史學亦數十年積聚創獲，多有杰出進獻。1931年在清華年夜學任職時，從陳寅恪師長教師提出，“兼在汗青系講課以避國文系膠葛”，與史學于是有了更為親密的學術關系。
楊樹達師長教師在《漢代婚喪禮俗考自序》中寫道：“往歲余治《漢書》，頗留心于當世之風氣，私以小冊迻錄其文，未遑纂輯也。會余以班書授清華年夜學諸生，諸生中有以漢俗為問者，乃根據舊錄，廣事采獲，成此婚喪二篇；見者頗喜其翔實，而予友曾君星笠乃見譽認為為史學辟一新徑途，余知其阿好，未敢以自任也。”曾運乾師長教師所謂“為史學辟一新徑途”，當然不是無準繩的“阿好”，而是實在客不雅的評價。
讀楊樹達師長教師關于史料的論說，使人聯想到傅斯年師長教師已經強力主意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不雅點。
傅斯年師長教師1927年在中山年夜學“中國文學史”講臺上傳授“史料略論”課程，于1928年頒發《汗青說話研討所任務之旨趣》，都已經幾回再三宣揚史料收拾與研討的主要性，30年月至40年月，他又頒發《史學方式導論》《〈史料與史學〉發刊詞》等，反復誇大“史學即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他在有名的《汗青說話研討所任務之旨趣》一文中指出：“我們否決疏浚，我們只是要把資料收拾好，則現實天然明顯了。一分資料出一分貨，非常資料出非常貨，沒有資料便不出貨。兩件現實之間，隔著一年夜段，把他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天然有些也是多幾多少可以允許的，但推論是風險的事，以假定能夠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于資料的立場；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理資料的手腕。資料之內使他發明無遺，資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超出往說。”
這種對于史料的盡對器重，實在并非有的學者所說，是將史學和史料學完整簡略地同等起來，從而否認了史學的思辨性和實際性，而是從史學之基本的角度誇大了史學的實證性、客不雅性和迷信性。
對于史料的收拾和應用，傅斯年師長教師倡導謹嚴客不雅的立場。他指出，“應用史料時第一要留意的事，是我們但要問某種史料給我們幾多常識，這常識有幾多可托，一件史料的價值便以這一層為斷，此外斷不成把我們的客觀價值論放出來”（《中國現代文學史課本·史料略論》）。在傅斯年師長教師的不雅念中，實在并不是以對于史料的收拾網羅而有興趣下降史學的價值。
傅斯年師長教師的主意，獲得不少學者的贊成。可是真正依照這一準繩從事史學研討并且獲得豐富結果的學者并未幾。楊樹達師長教師及其學術同道們實證主義研討的勝利，恰是實行這種對于“史料學”予以特別器重的學風的典范。
（本文摘自《長安碎影》，王子今著，上海國民出書社2021年8月初版，訂價：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嬋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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