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態變革與詩禮文明演進
——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時期詩歌創作時世考論
作者：邵炳軍（上海年夜學文學院傳授）
來源：出自《政治生態變革與詩禮文明演進——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時期詩歌創作時世考論》
緒論
所謂“詩禮文明”，是通過“詩教”“禮教”“樂教”體系所建構的一種獨特的文明現象與文明形態，是華夏禮樂文明與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焦點元素，是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力文明的文明基礎。
年齡時期是生產東西由青銅器向鐵器過渡的時代，是物質生產力高速發展的時代，是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發生年夜變革的時代，是由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時代，是以“華夷蠻蠻夷五方融會格式”爲特征的華夏平易近族配合體漸次構成的時代，是以“滿天星斗”“多元一體”爲特征的華夏文明配合體構成的時代，也是詩禮文明的轉型期，更是先秦文學承上啓下的輝煌時代。特別是政治生態環境的變革，促使詩歌與禮制以全新的方法共生互動，推動了詩禮文明的不斷演進。
年齡時期的詩歌重要保留在《詩經》之中，即所謂“變風”“變雅”“變頌”之作。據筆者初步考訂，年夜致有二百二十三篇，重要有今本《詩經》所載一百八十三篇，包含“國風”一百五十三篇，《小雅》二十四篇，《年夜雅》兩篇，《魯頌》四篇；文獻所載貴族佚詩二十六篇，布衣歌謠十四篇。這一時期，以“國風”及《小雅》《魯頌》爲代表的詩歌，成爲中國現代詩歌創作的輝煌起點，也爲后世詩歌創作的發展奠基了堅實基礎。
一
就先秦文學的最後形態而言，應該說詩歌是其他文學形態的母體。在祭奠活動中，將詩（歌辭）、樂（音樂）、舞（跳舞）三原因合爲一體便產生了詩歌。如《周南·螽斯》《桃夭》《鄘風·相鼠》等詩篇所保存的大批禮辭，《召南·采蘋》《小雅·楚茨》《年夜雅·鳧鷖》《周頌·絲衣》所描寫的以“尸”爲前言的祭奠祖先神的活動場面，《年夜雅·綿》《生平易近》《公劉》等詩篇對半人半神部族遠祖的禮贊，皆可直接爲證。同時，后世《呂氏年齡·古樂篇》關于原始扮演活動的記錄，《禮記·郊特牲》所保存的祭奠咒辭，亦可作爲佐證。其基礎特征重要有四：
1、詩歌的社會效能由以祭奠爲主向重視政治的轉變
到了年齡時代，由于鐵器的廣泛應用與牛耕的推廣，生產技術步進了有別于青銅時代的新時期。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社會關系發生了宏大變化。其重要表現在：爭奪地盤的斗爭日益尖銳，地盤一切、地盤占有和地盤應用關系日趨多樣化；剝削方法由西周時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國語·魯語下》）——“國”行徹法而“野”行助法，逐漸轉變爲“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盡心下篇》）——“國”“野”一概行徹法，即力役加稅租；家庭個體生產方法逐漸廣泛化，奴隸制在逐漸減弱和縮小；工商業有了敏捷的發展，慢慢構成了與傳統官方工商業足以對抗的氣力——私家工商業。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和生產關系的宏大變化，政治格式與政治態勢必定要惹起由量到質的劇烈變革。其重要表現在周皇帝位置漸次式微，諸侯、卿年夜夫勢力陸續突起，家臣在政治生涯中非常活躍，百姓的政治位置逐漸進步。周皇帝的統治位置減弱以后，構成了鉅細分歧的若干政治中間；諸侯之間的兼并戰爭引發了社會各方面關系的巨變，而兼并戰爭的結果則又構成了幾年夜區域性統一的諸侯國。
隨著西周禮樂軌制的樹立，政治權力和國家職能逐漸從祭奠活動和權力平分化出來，文學在祭奠活動中的應用進而延長到政治領域內。與此同時，以政治成分出現的王室與公室外官系統“卿事寮”官廳的公卿列士等貴族階級成員，逐漸繼承了內官系統“太史寮”官廳的巫、史、卜、祝等神職人士壟斷文明和文字的權力，因此原來應用于祭奠活動的詩歌，也就能夠與祭奠活動相分離，轉而應用于政治活動。到了年齡時期，基礎上實現了詩歌由以祭奠效能爲主向重視政治效能的嚴重轉變。如襄十四年《左傳》《國語·周語上》《晉語六》《漢書·食貨志》、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等先秦兩漢文獻對此皆有大批記載。
2、天道觀念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尤王”的歷史性變遷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生產關系的宏大變化和政治格式與政治形勢的劇烈變革，社會的政治思惟觀念亦隨之發生了宏大變化。
人類自從進進了文明時代，最高神——“天”或“天帝”觀念已逐漸確立，神意政治逐漸演進爲一種天意政治。
至商周之際，人們對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謂至極，《書》之《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年夜誥》《康誥》《多士》《多方》諸篇，《詩》之《文王》《年夜明》《皇矣》諸篇，對于商周時期的天道觀均有直接記載和完全表述。
到了兩周之際，宗周將亡，人類感性日漸開拓，人們已經由對天之寅畏虔恭發展爲對天之懷疑。如《小雅·節南山》之“天方薦瘥，喪亂弘多”“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昊天不傭，降此鞠兇。昊天不惠，降此年夜戾”“不吊昊天，亂靡有定”“昊天不服，我王不寧”；《十月之交》之“下平易近之孽，匪降自天”“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雨無正》之“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若何昊天，辟言不信”“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年夜雅·板》之“天主板板，下平易近卒癉”“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天之方懠，無爲夸毗”；《蕩》之“蕩蕩天主，下平易近之辟。疾威天主，其命多辟。生成烝平易近，其命匪諶”“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抑》之“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云漢》之“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昊天天主，則不我遺”“昊天天主，寧俾我遯”“昊天天主，則不我虞”“瞻卬昊天，云若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瞻卬昊天，曷惠其寧”；等等，皆爲詩人疑天瀆神之喟嘆。
而年齡時期的政治思惟則出現了由重神向重人的巨變，其宏大動因就是西周的滅亡，恰是這一殘酷的現實促使一些有識之士從頭思慮政治興衰的緣由。他們認爲，“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莊十四年《左傳》載魯年夜夫申繻言）；“是陰陽之事，非吉兇所生也。吉兇由人”（僖十六年《左傳》載周叔興言）；“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平易近反德爲亂”（宣十五年《左傳》載晉年夜夫伯宗言）；“犯順不祥，以逆訓平易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監犯道二，能無殃乎”（《國語·魯語上》載魯年夜夫展禽言）。可見，年齡時期的文士已認識到“妖”并非決定人事（人性）之主宰，“隕石于宋”“六鷁退飛”“天火”只不過是一種天然現象（天道），循禮祭祖是以免“犯鬼道”。這些觀點都表現出無神論思惟傾向，是一種進步的唯物主義天道觀。
3、神權政治思惟的式微與世俗政治思惟的興起
這種由神權政治向世俗政治變遷的重要標志有二：
一是政治的興亡不取決于神而取決于人
年齡時期文士認爲：“國將興，聽于平易近；將亡，聽于神”（莊三十二年《左傳》載周太史嚚言）；“惡人在上，則國無幸平易近”（宣十六年《左傳》載晉年夜夫羊舌職言）；“甚德而度，德不掉平易近，度不出事。平易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襄三十一年《左傳》載吳行人屈狐庸言）；“政德既成，又聽于平易近”“問謗譽于路”（《國語·晉語六》載晉卿士士燮言）；“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幫兇之士，不成不養而擇也”（《越語上》載越年夜夫文種言）。這些所謂“得平易近者昌而掉平易近者亡”“任官尚賢”“祖先而后神”的觀念，就是年齡時期世俗政治思惟的具體表現。由于受這些新產生的進步政治思惟的影響，人們在日常社會生涯中的思惟觀念亦隨之出現轉變。
二是“天”被改革成爲一個泛觀念而賦予其更多天然屬性
年齡時期文士認爲：“盈而蕩，天之道也”（莊四年《左傳》載楚文王夫人鄧曼言）；“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高低同之，天之道也”（襄二十二年《左傳》載齊年夜夫晏嬰言）；“天道遠，人性邇，非所及也”（昭十八年《左傳》載鄭卿士公孫僑言）；“盈必毀，天之道也”（哀十一年《左傳》載吳年夜夫伍員言）；“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周語下》周卿士單超言）；“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越語下》載越年夜夫范蠡言）；“六合不仁，以萬物爲□㺃”（《老子·道經上》載周年夜夫老聃言）；“後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易·干卦·白話》載魯年夜夫孔丘言）。這些上至皇帝卿士、國君夫人，下至諸侯卿士及年夜夫，他們的言論就是他們反思現實政治生涯的謎底，代表了年齡時期政治家、思惟家的天道觀，皆與殷商西周時期天道觀念迥然相異，預示著神權政治已經走向了惱。
正因爲這般，在兩周之際的詩人眼里，“天”既有人格神屬性，更是一種天然現象、具有天然屬性。《小雅·正月》之“謂天盍高，不敢不局；謂地盍厚，不敢不蹐”，《小宛》之“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年夜東》之“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小明》之“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這些詩篇皆在分歧水平上描寫了“天”的天然屬性，表白人們對“天”的認知朝著唯物主義標的目的邁進。
4、詩歌創作實踐與詩歌理論闡釋發生了深入變化
詩歌社會效能的轉變，詩人天道觀念與政治思惟的轉變，天然會促進詩歌創作實踐的深入變化。其重要表現有三：
一是詩歌創作方法由以集體爲主向以個人爲主的轉變
西周時代的“獻詩”“采包養價格ptt詩”軌制是以服務于禮樂軌制爲目標的。而年齡時期這種軌制則由服務于“辨妖祥”的宗教目標慢慢轉變爲服務于“聽于平易近”的政治目標（《國語·晉語六》包養留言板載晉卿士士燮言）。與這一轉變伴隨而生的就是由詩（辭）、樂、舞三原因合一逐漸向詩（辭）與樂、舞二原因脫離的轉變，使詩歌完整通過本身的語言符號所代表的語義發揮其社會政治效能，詩歌創作方法隨之開始由集體創作逐漸轉化爲個人創作。《年夜雅》《小雅》甚至“國風”中一些貴族詩人創作的政治諷喻詩就是這樣產生的。詩歌創作方法的變革，促進了詩歌創作群體構成的多元化。那些以政治成分出現的“卿士寮”官廳之公卿列士成爲詩歌創作的主體，逐漸代替了以神職成分出現的“太史竂”官廳之巫、史、卜、祝等，且呈現出加倍布衣化的發展趨勢。
二是包養價格詩歌創作內容由以祭奠活動爲主向現實生涯爲主的轉變
詩歌創作群體的多樣性，使詩歌創作的題材內容加倍廣泛，並且加倍接近現實生涯，特別是周皇帝頭上奧秘的光環逐漸相形見絀，而諸侯霸主逐漸擺佈政治舞臺以后，那些貴族甚至布衣詩人加倍關注動蕩不安的政治局勢，其詩作天然會更爲強調其政治效能，像《小雅·節南山》《何人斯》《巷伯》《四月》《年夜雅·平易近勞》《板》等詩篇，作者在自述詩旨時干脆明確宣揚本身的政治主張和創作詩歌的政治目標，其必定結果是導致詩歌創作的政治化傾向。這種政治化的詩歌，不僅是年齡禮樂軌制的有機組成部門，並且代表了整個年齡時代詩歌創作的主旋律。是以，年齡時期政治化的詩歌成爲戰國以后儒家政治思惟的主要內容，并直接導致了《樂記》《詩序》中系統的詩歌教化理論的提出，出現了美刺說、諷喻說和政治化、品德化詩歌闡釋思惟的應用，引發了后代“補察時政”“爲時”“爲事”而作等文學觀念的出現，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甚至整個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是政治興變促進了詩歌創作演變
從政治與詩歌創作關系角度看，這一時期詩歌創作與文學活動的重要特點是：天王宜臼（周平王）與攜王余臣“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的構成，促使“變雅”作品創作出現繁榮；王權陵夷、諸侯突起政治格式的興變，促使“變風”作品創作出現繁榮；政治軌制之變遷，形成“采詩”“獻詩”軌制之興亡；禮儀軌制之變遷，形成引詩、賦詩活動的出現與消散；政治思惟之變遷，促使諸子美學與詩學觀念之構成；婚姻觀念與婚姻軌制之變遷，培養出一批貴族女性詩人群體，出現了一些優秀女性詩歌作品；年齡中早期政治變革中文士的興起，促使“新聲”創作之繁榮。
二
自從詩歌產生之日起，就有了對詩歌的研討。盡管一開始的詩歌研討，仍然是不自覺的、朦朧的、草率的。即便從“詩三百”的收拾編輯算起，對年齡詩歌的研討也有2700多年的歷史了。
1、年齡詩歌研討所獲得的宏大成績
我國現代學者對于年齡詩歌的研討，獲得了凸起的成績。《詩年夜序》所謂《詩》有“正”“變”之別，實際上與政治興變有著親密關系。所以，年齡時期吳令郎札觀樂論《詩》之說，孔子“興、觀、群、怨”之論，都非常關注政治興變與詩歌創作之關系。戰國時期孟子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年齡》作”（《孟子·離婁下》），就是對年齡時期政治興變與詩歌創作關系最爲精辟的歸納綜合。自漢代以降，治《詩經》者年夜多重視從研討目標的政治指向性和政治功利性出發往闡釋儒家詩教學說。
五四運動以來，在中國傳統文明與外來東方文明的劇烈碰撞與融合過程中，研討者在繼承後人研討豐富遺產的基礎上，特別重視引進和接收東方先進的學術思惟、學術觀點和學術方式，從而開創了年齡詩歌研討的新局勢。他們往往都有宏闊的氣度，敏銳的目光，年夜膽的氣魄，淵博的學識和活潑的思維。特別是以“古史辨派”學者爲主體開展的“《詩經》年夜討論”，初步實現了《詩經》研討由以經學爲主到以文學爲主的轉變，開辟了《詩經》研討的新局勢。如謝無量的《詩經研討·〈詩經〉與當時社會之情勢》（1923）、張世祿的《〈詩經〉篇中所見之周代政治風俗》（1926）、郭沫若的《〈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惟上之反應》（1929）、何隼的《〈詩經〉時代之社會與政治》（1947）、聞一多的《神話與〈詩〉》（1948）等。他們借鑒東方社會學、風俗學、神話學、比較文學等學科領域的研討理論與研討方式，開現代詩經學將作品創作置于特定政治環境之中進行考核研討的風氣之先。
1949年以后，關于《詩經》作品創作與政治關系研討加倍深刻。如馮沅君的《前七世紀的愛國女詩人——許穆夫人》（1951）、張西堂的《詩經六論·詩經的思惟內容》（1957）、孫作云的《詩經與周代社會研討》（1966）等。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的40余年間，由于開展了真諦標準問題的年夜討論，逐漸構成了寬松的學術研討環境與傑出的學術研討氛圍，學者們思惟絕後活躍，學術研討方式與路徑趨于多元化，使年齡詩歌研討進進了一個結果卓越的新時期。如郁賢皓的《略論〈詩經〉中的奴隸文學》（1978）、盛廣智的《論西周年齡之際貴族的政治批評詩》（1984）、趙明的《論〈詩經〉政治抒懷詩的文學傳統》（1993）、趙逵夫的《周宣王中興元勳詩考論》（1996）、孫適平易近的《從〈詩經〉好漢抽像看中國政治文明傳統》（1999），李學勤的《〈詩論〉說〈關雎〉等七篇釋義》（2002）、李春青的《論先秦“賦詩”“引詩”的文明意蘊》（2003）等，將詩歌作品所反應的政治生涯與詩歌創作相結合，或根究詩旨，或考定作時，或考訂作者，對《詩經》研討具有主要的推動感化。
此外，海內學者關于《詩經》作品創作與政治關系的研討亦頗有成績。如英國理雅各的《詩經全譯》（1871），法國葛蘭言的《中國現代的節日與歌謠》（1919），瑞典高本漢的《詩經注釋》（1950），japan(日本)松本雅明的《關于〈詩經〉諸篇構成的研討》（1958），越南陳黎創的《〈詩經〉在越南》（1995），蒙古巴扎拉格查的《〈詩經〉的蒙古文翻譯與蒙古平易近歌》（1995），american夏含夷的《從西周禮制改造看〈詩經·周頌〉的演變》（1995），新加坡周穎南的《簡論〈詩經〉風雅傳統》（1997），韓國安秉鈞的《〈詩經〉的家庭倫理詩》（1999），等等。他們以跨文明視點、用異文明比較方式來探討《詩經》思惟內容的深層底蘊，對我們研討《詩經》創作與政治之關系具無方法論意義上的啓示。
2、年齡詩歌研討中所包養情婦存在的重要問題
毋容置疑，關于年齡詩歌研討仍存在許多令人缺憾之處。重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疑古派對史料研討的影響
從西漢開始，我國現代學者在發掘、收拾年齡詩歌史料方面作了大批的任務，現代學者在繼承後人研討結果的基礎上也有所衝破。但年齡詩歌史料罅漏依然異常嚴重。特別是《詩經》中雅詩和風詩的資料，誤差最爲凸起。自20世紀20年月一向到60年月中的40多年間，以顧頡剛爲首的“疑古學派”，對先秦史實鉤沉發覆，存包養管道真辨僞，其積極意義是不成低估的。但受“疑古”思潮的影響，有些學者對年齡詩歌中的一些作家、作品持否認態度。如認爲《詩經》“國風”的所有的和“小雅”的部門作品認爲是平易近歌，輕率否認毛《詩》及三家詩所認定的《詩經》部門作者的創作權；或許僅僅以出土的大批文物資料爲據，輕率否認《詩序》《詩譜》及后世其他學者對詩歌創作年月與詩旨的論說。至今仍有許多學者在思惟上重視不夠，認識缺乏；在具體研討中多理論闡述，少資料發掘。
二是單方面強調現代東方文學研討新理論和新方式的局限
1976年以后，我國學者沖破學術封閉的狀態，引進了東方文學研討的新理論和新方式，使年齡詩歌研討的理論和方式更爲豐富，促進了年齡詩歌研討的發展。但其局限性依然很凸起，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好比，有人輕率否認傳承久遠的研討方式——“知人論世”的史學研討方式和考據索隱的文獻學研討方式；有人夸年夜“索隱派”的缺乏，單方面地稱之爲“畸型兒”，認爲其研討是誤進岐途；有人甚至把歷史當作面團一樣隨意捏合，忽視文獻實證，喜歡排擠立說。
三是考定作品年月的縱向綜合研討另有缺乏
自從《年齡》開創編年體史書體制以來，編年體史書問世頗多。運用文學年月學的理論與方式進行年齡詩歌作品斷代研討，亦惹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如《詩序》《詩譜》及宋人范處義的《詩補傳》及嚴粲的《詩緝》、明人何楷的《詩經世本古義》、清人朱鶴齡的《詩經通義》等。特別是近30年來，以編年體情勢研討文學史的專著亦陸續問世。如陸侃如的《中古文學系年》（1985）、吳武功的《中國文學年夜事年表》(1987)、陳文新的《中國文學編年史》（2006）、趙逵夫師的《先秦文學編年史》（2010）、邵炳軍的《年齡文學系年輯證》（2013）等。可是，專門以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時期甚至年齡時期詩歌作家生平事跡和作品創作年月爲研討對象的學術專著尚未見到。
四是忽視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學發展的關系
20世紀50至70年月，由于過分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用政治標準作爲獨一標準往鑒定文學作品，限制包養合約了《詩經》學人的研討視野，故在80年月以后人們撥亂歸正，更多的是把文學現象歸結爲人道化的純藝術，卻忽視了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學發展的關系；對于年齡詩歌的研討，天然也是絕不破例的。即使是那些關注政治與詩歌創作關系的論著，他們的研討年夜多也是零星的、不系統、不周全的，天然難以真正從政治興變角度，周全、系統地往考析年齡詩歌創作實踐，往提醒年齡詩歌創作規律。
故在繼承後人學術研討結果的基礎上，盡量彌補後人的歷史缺憾，進而實現學術研討的創新與衝破，是每一位當代學者的歷史責任，也是筆者從事本研討的初志與動力。
三
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的出現，既是年齡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關鍵點，也是研討年齡詩歌甚至整個年齡文學的肇端點。故筆者以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爲研討起點，以生涯在這一特別政治環境中的詩人及其詩歌創作爲重要研討對象，以詩人生平事跡考證與詩歌作品斷代爲研討重點，力圖從一個歷史斷面往探討年齡政治興變與詩歌創作演變之關系，并以此爲起點來展現年齡時期詩歌發展歷程，進而提醒年齡詩歌創作之基礎規律。本書研討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重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年齡詩歌含蘊著并表征了華夏平易近族的文明精力與藝術精力
我們可以從襄二十四年《左傳》所載魯叔孫豹爲晉士匄所釋“三不朽”之言中看到，年齡時代的文士把“立言”與“樹德”“建功”一并視爲使性命不朽的有用途徑。故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不僅融進了本身的思惟、感情和精力，並且囊括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文包養甜心明尋求。同時，這一時期占主導位置的文學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囊括一切文獻的“年夜文學”“泛文學”觀念。恰是這種文學觀念，對年齡詩歌研討史產生了極爲深廣的影響，促進了其開放型、寬泛型結構特征：它幾乎將我國年齡時代一切有文字記載的文獻資料作爲本身的研討對象包養平台，采取了對詩歌文本和作家、環境、社會、歷史、文明傳統等相聯系作綜合性、整體性的開放式和內向式研討方式。
2、年齡詩歌具有承擔協調某種社會政治關系的實際效能
我們贊同不是一切的文學作品均與政治具有親密關系的觀點，但無須置疑，《詩經》中確有大批作品帶著鮮明的政治傾向性，許多作品或直接以某一特定的政治事務爲創作題材，或間接以某一特定的政治現象爲創作佈景；不克不及消除一些作品是爲了某種政治需求所進行的有興趣識創作，甚至直接是爲王權政治、諸侯政治及新興田主階級政治服務的輿論東西。
那么，《詩經》中的這類作品天然不僅僅是具有審美觀念的藝術作品，並且具有協調某種社會政治關系的實際效能。從這個意義上包養網推薦講，《詩經》的確并非僅僅是一部普通的“詩歌選集”，而是反應一個時代貴族統治者在社會、政治、經濟、倫理、品德各方面意識形態的“歷史文獻”。
是以，重提政治與文學的關系，糾正把文學現象僅僅歸結爲人道化的純藝術偏頗觀點，是對20世紀80年月以后關于政治與文學關系矯枉過正所進行的撥亂歸正。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書的研討也是一項填補空缺的課題。
3、年齡詩歌研討應以經學、文學、史學、文獻學結合爲出發點
年齡詩歌研討不僅是在經學、史學、文獻學研討領域內逐漸發展、成熟起來的，並且始終是經學、史學、文獻學研討的一個主要組成部門。如《詩經》起首是經學研討對象，其次才是文學研討對象。這是我們進行年齡詩歌研討的出發點。
是以，本書在研討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時期詩人的生平事跡、創作活動及其代表作的創作年月過程中，必須將作家生平、創作活動與歷史事務都盡能夠放到一個統一的時間坐標上往，以便明白地清楚這一特定時段詩歌發展的整體狀況，清楚詩人與史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探討詩歌發展的總體特征與演變規律。可見，只要對已有研討史料進行包養網評價歸納、梳理與總結性研討，纔能獲得文學理論研討的衝破，纔能真正擺脫年齡詩歌研討的經學性質。
好比，關于《詩·年夜雅·板》《召旻》《瞻卬》三詩的作者，前賢時賢的代表性說法就有七說：一爲毛《序》之“《板》《瞻卬》《召旻》三詩爲二凡伯所作”說，二爲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封建考五》之“《板》《瞻卬》《召旻》三詩爲統一凡伯所作”說，三爲僞《申培詩說》之“《瞻卬》《召旻》爲尹伯奇所作”說，四爲清陸奎勛《陸堂詩學》卷十之“《板》《瞻卬》《召旻》之作者凡伯即周定公”說，五爲清魏源《詩古微·年夜雅答問下》之“《板》之作者凡伯即共伯和”說，六爲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卷十四之“《平易近勞》與《板》同出一人”說，七爲劉毓慶《雅頌新考》之“《板》之作者爲衛武公”說。而對此諸種異說，只要依據現有的文獻資料一一進行考辨，纔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再如，《詩·小雅·節南山》之卒章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據此可知其簽名作者爲家父。那么，家父爲誰？他生涯在哪個時代，後人衆說紛歧；其職掌若何，後人不曾觸及。周年夜夫凡伯和衛武公的生平事跡，後人亦是歧說紛呈。而弄清這些問題，又是考定其作品創作年月之關鍵。故我們可以通過對他們的族屬、世系、地看、生涯時代的剖析，考證詩人事略；可以通過對詩歌所表現的宗旨、所描寫的社會現實的文天職析，以及對詩人的創作心態與創作動機的文天職析，進行作品斷代。這就爲解決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的疑難問題供給了一個謎底，至多可以提出一種解決問題的思緒。而將此諸種問題的廓清并置于特定的時點或時段上，纔能準確地從理論上闡釋兩周之際政治、思惟、文明的變遷及其特征，纔能科學地掌握年齡時期詩歌創作的特點，纔能以此爲起點往進一個步驟探視整個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規律。
所以，本書以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爲研討起點，通過詳細考證辨析年齡時期的政治事務、政治現象與詩歌創作實踐，周全、系統地往考析年齡政治興變與詩歌創作之關系，進而考核年齡時期社會環境與文學發展的關系，展現年齡時期詩歌發展的歷史進程，從一個歷史斷面往提醒年齡詩歌創作演變規律。
別的，我們在年齡詩歌史的教學過程中發現，不少同學對年齡詩歌史上的許多史實知識比較貧乏，甚至連一些主要作家、作品和史實的時代先后也往往辨別不清。對于一些年夜學教師和研討人員來說，亦有年齡詩歌史料匱乏之感；即便是已有的大批史料，也是缺乏梳理、異說紛雜，難以滿足教學和科研的需求。故本書的研討，可使人們在總體掌握年齡詩歌發展史概貌的同時，獲得更爲具體的理性認識，激發更爲深切的感性思考，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
四
1、本書研討的基礎思緒
以兩周之際第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爲研討佈景，以這一時段詩歌創作活動爲重要研討內容，以主要歷史事務考訂、詩人事略考證、詩歌作品斷代爲研討重點，以經驗實證基礎上的感性思辨爲方式論原則，重視用事實來說明觀點，力爭獲得更靠得住、更接近于真諦的結論，進而從一個歷史斷面往描寫與剖析政治興變與詩歌創作演變之關系，往根究年齡詩歌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演變規律，以求有所創新、有所衝破。
2、本書研討的基礎內容與研討框架
幽王驪山之難(前771年)后，構成了兩周之際第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式：幽王廢太子天王宜臼與幽王庶子攜王余臣各自爲王，兄弟爭國，歷時十一年（前770-前760）之久。故本書以兩周之際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的構成爲研討起點，將這一時期主要的歷史事務與詩歌創作活動皆列進研討范圍，觸及的詩歌作品有《王風·葛藟》《秦風·終南》《車鄰》《駟驖》《小戎》《蒹葭》《檜風·羔裘》《素冠》《隰有萇楚》《匪風》《小雅·節南山》《青蠅》《賓之初筵》《綿蠻》《漸漸之石》《彤弓》《沔水》《瞻彼洛矣》《雨無正》《小旻》《角弓》《菀柳》《正月》《都人士》《魚藻》《四月》《裳裳者華》《年夜雅·抑》《板》《瞻卬》《召旻》等，共31篇，占今本《詩經》所收録年齡時期詩歌總數183篇的1/6。
具體研討框架包含以下9部門：
第一章《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的出現》，重要是對這一時期年夜的政治佈景研討。
第二章《周年夜夫家父與他的〈節南山〉》，重要是對王室內朝太史竂年夜夫及其作品創作的個案研討。
第三章《衛武公與他的〈青短期包養蠅〉〈賓之包養網ppt初筵〉〈抑〉》，重要是對王室外朝三公及其作品創作的個案研討。
第四章《周年夜夫凡伯與他的〈板〉〈瞻卬〉〈召旻〉》，重要是對王室外朝卿士寮卿士及其作品創作的個案研討。
第五章《秦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襄公立國與〈秦風〉五篇的創作》，重要是對新興諸侯國政治變遷及其作品創作的個案研討。
第六章《鄭武公滅檜與〈檜風〉四篇的創作》，重要是對興起諸侯國政治變遷及其作品創作的個案研討。
第七章《平王東遷雒邑與其年夜夫詩作六篇》，重要是對平王時特定政治事變爲題材所創作的組詩的個案研討。
第八章《晉文侯弒攜王及其詩作四篇》，重要是對攜王特定政治事變爲題材所創作的組詩的個案研討。
第九章《“二王并立”時期其他詩作五篇》，重要爲對平王其他年夜夫詩篇的個案研討。
3、本書的研討方式
本書的研討方式具體是：
起首，采用“知人論世”的史學研討方式。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時期詩歌創作具有鮮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政治功利性特征，具有濃厚的政教顏色，體現著一種政治品德教化的需求和功利請求。是以，我們在研討這一時期詩歌時，就要采用“知人論世”的史學研討方式：既要清楚作品和作家的出身、經歷、思惟情感、人品格行等等的關系，同時又要認識作品和作家所處的時代佈景和社會環境。
其次，根據兩周之際“二王并立”詩歌史料罅漏嚴重的現狀，采用訓詁考據的文獻學研討方式，既要充足應用現有的文獻史料，廣泛彙集、排比後人和古人的主要研討結果，澄清事實；又要盡能夠應用已發掘的出土文物和夏、商、周三代斷代工程的新資料，鉤沉索隱，得出新的認識和結論。
別的，在運用傳統研討方式的同時，采用文藝學、文明學、美學等現代學術研討方式往研討作品自己的內在特質，剖析文學創作現象，以期達到研討的客觀性、真實性與理論性、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科學性的完善統一。同時，在傳統研討方式與現代研討方式相結合的條件下，留意將作家作品置于政治興變的嚴重政治事務中，考證作家的生平事跡、創作活動及其作品的創作佈景、創作年月，從而對詩歌整體創作流變進行新的理論摸索。
五
本書研討的條件與基礎是這一時期作品的具體創作年月，故在這方面用功頗多。其創新之處可歸納爲以下三個方面：
1、對家父、衛武公、凡伯等王室貴族詩人群體詩歌作品創作年月的考證
我們以平王宜臼與攜王余臣“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爲創作佈景，以家父、衛武公、凡伯生平事跡爲線索，通過對詩歌文本的進一個步驟剖析，考證出《節南山》《青蠅》《賓之初筵》《抑》《板》《召旻》《瞻卬》等7篇作品的具體創作年月。
一是家父之《節南山》
《節南山》爲周年夜夫家父獨一的傳世詩作，也是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時期諸多作品中獨一自署其名的詩篇。通過對詩歌所表現的宗旨、詩歌所描寫的亡國之象、詩人所表達的無所適從的茫然心態及詩人究幽王之掉而諫平王以史爲鑒的詩文本考辨，認爲該詩創作的具體年月爲驪山之難西周覆滅后，平王東遷雒邑（即今河南省洛陽市）之前，即平王元年(前770年)頃。
二是衛武公之《青蠅》《賓之初筵》《抑》
《青蠅》《賓之初筵》《抑》爲平王司寇衛武公的傳世詩作。此中，《青蠅》爲武公刺幽王聽信讒言而傷賢害忠之詩，描寫了驪山之難、宗周覆滅的亡國之象，表現了一位肱股老臣對周王朝的正統繼承人——天王宜臼的耿耿忠心，寄寓了一位王室執政卿士希冀平王以史爲鑒、中興祖業的政治熱情，當作于其率兵救周之初，即平王元年(前771年)頃；《賓之初筵》爲武公寫平王由西申歸宗周后燕群臣的盛典之樂，歌頌了平王從攜王及犬包養管道戎手中收復鎬京的嚴重勝利，作于平王由西申歸宗國、衛武公進相于周之后，創作時間比《青蠅》要晚，具體年月當在平王元年至三年(前770-前768年)之間；《抑》爲武公對平王的誡勉詩，在詩中諄諄教誨幼主，寄寓了武公對平王復興周室之厚看，屬于一位肱股老臣的政治囑托，其當作于《青蠅》《賓之初筵》之后，年夜致在平王元年五年(前771-包養一個月前766）之間，當爲武公之絕筆。
三是凡伯之《板》《召旻》《瞻卬》
《板》《召旻》包養網車馬費《瞻卬》爲王室卿士凡伯的傳世詩作。《板包養sd》《召旻》皆爲幽王九年至十一年(前773-前771年)之間創作的作品；《瞻卬》中所謂“哲夫”爲指稱幽王，所謂“哲婦”爲指稱幽王寵妃褒姒，該詩重要描寫了西周亡國之象，表現了宗族地盤一切制的異化現象，批評了幽王友蠻夷、仇諸侯之錯誤行爲，與《板》《召旻》兩詩所反應的社會現實判然不同，其創作年月當爲幽王驪山之難后、平王東遷雒邑前，即平王元年(前770年)頃。
2、對王室其他貴族詩人群體詩歌作品創作年月的考證
除了上述家父、衛武公、凡伯之外，王室另有一些無名氏貴族詩人。其詩作重要有《王風·葛藟》《小雅·彤弓》《沔水》《正月》《雨無正》《小旻》《四月》《瞻彼洛矣》《裳裳者華》《魚藻》《角弓》《菀柳》《都人士》《綿蠻》《漸漸之石》等15篇。此中，這些詩篇之創作，年夜多與平王東遷與攜王被弒相關。
一是平王東遷組詩
平王元年（前770），王室東遷雒邑，在晉、鄭、衛等東方諸侯的協助下，平王慢慢鞏固了本身的王權位置，拉開了東周——年齡時期的歷史帷幕。以平王東遷這一特定政治事變爲題材所創作的組詩重要有《王風·葛藟》《小雅·綿蠻》《漸漸之石》《彤弓》《沔水》《瞻彼洛矣》6篇。這6篇組詩，可以分爲兩類：
一類是再現東遷雒邑歷程的。《綿蠻》爲平王年夜夫寫國人隨平王東遷情狀之作，詩人以賦比興伎倆結合方法，藝術再現出平王年夜夫隨平王東遷時路途勞頓辛勞之情狀；《漸漸之石》爲平王年夜夫寫軍人送平王東遷之作，重要以賦體伎倆，藝術再現出遷徙隊伍分期分批而綿延不絕之情況。故結合平王東遷的史實考證，《綿蠻》《漸漸之石》皆當作于平王東遷之時，即平王元年（前770）。
一類是表現東遷雒邑初期情態的，《彤弓》爲平王東遷雒邑后賜有功諸侯彤弓之作，通過獎勵諸侯“敵王所愾”，表現出一種禮樂文明精力，宣揚并展現出一種強烈的立功立業意識；《沔水》爲周年夜夫憂平王東遷雒邑后王室陵夷之作，詩人見微而知著，先事以獻規、思患以預防，表現出一位士年夜夫高貴的政治情懷與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瞻彼洛矣》爲周年夜夫祈平王遷洛作六師修御備之作，描寫了平王在東都成周以南洛水會諸侯檢閱六軍之盛典；《葛藟》爲周王族年夜夫刺平王東遷雒邑時棄其九族之作，以“終遠兄弟”貫穿全詩，從平王東遷時棄其九族之親這一側面，提醒出王室艱難而周道陵夷之兆。故我們認爲《彤弓》《沔水》《瞻彼洛矣》屬“東都之雅”，《葛藟》屬“東都之風”，皆爲平王東遷雒邑之后不久之作。其具體創作年月年夜致在平王元年至二年（前770-前769）之間。
二是與“攜王”相關組詩
幽王十一年（前771），幽王崩于驪戎戲水（在今陜西省臨潼市驪山）之后，幽王卿士虢公翰擁立王子余臣爲“攜王”。一向到平王十一年（前760）“攜王”爲晉文侯所弒之后，平王方成一統。期間，攜王年夜夫以詩歌情勢直接或間接地再現了這一主要歷史事務。重要包含《小雅·雨無正》《小旻》《角弓》《菀柳》4篇。可分爲兩類：
一類爲憂患攜王朝前程命運，《雨無正》爲攜王侍臣表達怨憂情緒之作，詩人抒寫了本身對國破家亡的悲憤之情，表現出對平易近族命運與國家興亡的憂患意識；《小旻》爲攜王年夜夫刺攜王斗筲用事、治亂乏策之作，暗示攜王終將覆亡之結局；《角弓》爲周年夜夫刺平王宜臼與攜王余臣兄弟相互殘殺之作，詩人描寫出萬平易近所“胥效”的兄弟“相怨一方”“如蠻如髦”，擔憂兄弟相及而相互殘殺。
一類爲怨刺攜王余臣，《菀柳》爲攜王近侍之臣中有功者獲罪后所作怨刺詩，委婉蘊藉地表達出本身對攜王的不滿情緒。
可見，《雨無正》《小旻》《角弓》《菀柳》四詩皆屬“西都之雅”。此中，《雨無正》當作于攜王初立不久、平王東遷雒邑之前，即平王元年（前770）；《小旻》《角弓》《菀柳》三詩亦“西都之雅”，當作于攜王初立之后至被弒之前，即平王元年至十一年（前770-前760）之間。
三是其他詩作
別的，本書還觸及其他詩人的作品，重要包含《小雅·正月》《都人士》《魚藻》《四月》《裳裳者華》5篇。也可分爲兩類：
一類爲怨刺詩，《正月》爲周年夜夫刺幽王致使宗周滅亡之作，詩人以“赫赫宗周”覆亡的荒亂氣象爲歷史佈景，緊緊圍繞“平易近之訛言”這一主線來述說個人之憂傷，真實地再現了“二王并立”、諸侯相伐、犬戎侵凌、社會喪亂、百孔千瘡之現實，抒寫了幽王因寵幸褒姒、荒淫無度、君子居位而致使國破家亡之悲憤；《四月》爲周年夜夫哀傷驪山之難之作，詩人自述行役，自夏歷秋至冬，由一年間途中見聞而觸景生情、感物傷時，抒發了本身憂亂包養故事、懼禍、盡瘁、思隱等一系列復雜感情。
一類爲贊短期包養美詩，《都人士》爲周年夜夫美平王自西申東歸鎬京之作，描寫了平王東歸時萬平易近麕集、觀者如堵的情狀，表現出周人對平王東歸的熱烈情緒；《魚藻》爲平王年夜夫美平王自西申歸鎬京后宴享群臣之作，描寫了王室群臣在飲酒作樂之時祝願平王能在鎬京長居久安；《裳裳者華》——周平王美同姓諸侯鄭武公之作，詩人贊美了同姓諸侯鄭武公夾輔周室之功勛，感情誠摯，疊詞疊句，長聲慢詠，一唱三嘆，是一篇藝術上非常成熟的詩作。
可見，《正月》《都人士》《魚藻》《四月》四詩皆作于“二王并立”初年，即平王元年（前770）；《裳裳者華》當作于武公護送平王東遷至平王命武公爲公期間，即平王元年至三年（前770-前768）之間。
3、對秦國、檜國貴族詩人群體及其國人詩歌作品創作年月的考證
一是秦國貴族與國人詩作
《秦風·終南》爲襄公帥師送平王東遷途中，經過終南山（即今陜西省西安市、咸陽市、寶雞市以南的秦嶺南麓山脈）時，其隨行年夜夫面對周人之看山，感歎周之東遷：看山依舊，時世變遷，蒼涼頓生，遂作詩以飭厲襄公，期望襄公封爲諸侯后，不忘以修德稱高位，不忘以大德配顯服，勵精圖治，治國安邦，振興秦族；《車鄰》爲秦宮女美襄公命爲諸侯之作，以賦體伎倆寫秦君車盛馬壯、侍御傳令，用比興筆法寫阪桑隰楊之好，鼓瑟鼓簧之樂，極力襯著狀寫秦軍戰車之奢華與裝備之優良，以此來夸飾秦人國力之強盛，將士之英勇，通過場面描寫襯托出襄公封爲諸侯時秦國公室的喜慶氣氛與秦人的愉悅之情，別是一種歡娛氣氛；《駟驖》爲秦年夜夫美襄公命爲諸侯之作，寫在襄公命爲諸侯之后，在“北園”往狩之事、方狩之事與畢狩而游觀之事，極力襯著秦國武備之強年夜、國力之強盛。可見，《終南》《車鄰》《駟驖》皆作于平王封秦爲諸侯初年，即襄公八年（前770）。
《秦風·小戎》爲秦女懷念遠征西戎丈夫之作，所描寫的婦人對戎車、戰馬的珍愛，對征夫的由衷贊美，凸起地表現了她們對好漢的崇敬與仰慕，也表現了她們對戰爭的懂得和支撐，流露出秦人高低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之精力，表現出秦人以本身血肉之軀誓與西戎戰斗究竟之決心；《蒹葭》爲秦人美襄公求賢尚德之作，是一首典範的政治抒懷詩。可見，《小戎》《蒹葭》當作于平王封秦之后，襄公卒前，即襄公八年至十二年（前770-前766）之間。
二是檜國貴族與國人詩作
《檜風·羔裘》爲檜年夜夫刺檜君“逍遙游燕”之作，描寫了檜君逍遙游燕之生涯狀態，反應出檜君掉道的亡國之象，抒發了詩人對這種亡國之象的傷情感懷，反應出詩人強烈的憂患意識；《素冠》爲檜女爲其逝世于鄭滅檜戰爭之中的丈夫舉行“年夜祥”喪禮之作，描寫了老婆爲逝世于鄭滅檜戰爭之中的丈夫舉行“年夜祥”喪禮時的悲慟情形，刻畫出一位抽像鮮明、感情深摯、固守禮儀的居喪貴族婦女抽像；《隰有萇楚》爲檜人嗟嘆國破家亡而平易近逃之作，描寫了顛沛流離、妻離子散的社會現實，抒發了詩人的亡國之痛，發出了“有知”不如“無知”之嘆。
別的，《匪風》爲助鄭滅檜成周八師軍人自傷之作，詩人由因征戰不休而飄搖不安聯想到霸道陵夷，由今生發游子思鄉之嘆而有霸道陵夷之嗟。周八師軍人雖非檜人，因其所寫內容觸及鄭滅檜之事，故包養軟體進于《檜風》。
可見，傳世《檜風》四篇所有的當作于檜亡國之后，即平王二年（前769）。
六
我們的研討表白，兩周之際第三次“二王并立”時期的詩歌作品具有強烈的政治顏色，它是對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生涯客觀的、能動的反應；這種政治化的詩歌，不僅是年齡時期禮樂軌制的有機組成部門，並且代表了整個年齡時代詩歌創作的主旋律。其具體包括以下三個創新性論點：
1、“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的出現是年齡時期政治興變與詩歌創作的歷史起點
在驪山之難、宗周覆亡（前771年)之際，先后出現了三次“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式。這是兩周之際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關鍵問題，天然會對詩歌創作產生深入影響。但是遺憾的是，此一問題卻很少惹起《詩經》研討學者的留意。筆者所見最早關注攜王者，當爲宋李樗等的《毛詩集解》卷二十五、明朱朝瑛的《讀詩略記》卷三、何楷的《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下、清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編》卷十三、魏源的《詩古微·豳王答問》等。古人徐中舒的《西周史論述(下)》、晁福林的《論平王東遷》在討論兩周之際“二王并立”史實時，觸及到《詩經》中的個別作品；李山的《詩經的文明精力》認爲《詩經》中的一些篇目屬于這一時期的作品，但論之未詳。
本書以“二王并立”時期的詩歌創作爲研討基點，以《左傳》《國語》《竹書紀年》《史記》及其他文獻資料、考古發現和前賢時賢的研討結果爲依據，考證并梳理出“二王并立”時期的史實線索：幽王十一年（前771）驪山之難、宗周覆亡前后，周王包養管道室先后出現三次“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式：第一次是幽王宮涅與豐王伯服，歷時8年（前778-前771）；第二次是幽王宮涅、豐王伯服與天王宜臼，歷時4年（前774-前771）；第三次是天王宜臼與攜王余臣，歷時12年（前771-前760）。這一政治格式實自幽王八年（前774）以前開始，直到平王十一年（前760）攜王被殺，歷時17年之久的三次“二王并立”的局勢才告結束。這樣長時期的“二王并立”政治格式是西周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工作，它不僅說明兩周之際的王權觀念已經發生了主要變化，更主要的是它反應了統治階級的內部牴觸、階級牴觸和平易近族牴觸達到了白熱化水平，而“二王并立”的出現則是引發驪山之難、導致西周覆滅的導火線。
而在這一政治格式構成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是申侯，亦即“西申侯”。故詳細考證了南土申伯之國和西土申侯之國，弄清了“申”“西申”“南申”“東申”“晉申”“申戎”等名稱之別。在此基礎上進一個步驟考證了幽王太子宜臼台灣包養網被廢之后所奔之處，即《國語·鄭語》《晉語一》之“申”，亦即《竹書紀年》之“西申”。恰是由于西申侯具有長期經營西陲的政治基礎，具有與周王室世爲婚姻的政治位置，具有強年夜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纔敢于爲維護本身的政治好處而僭立天王宜臼，纔敢于爲對抗幽王的軍事進攻而與繒國和西戎部落組成軍事聯盟，纔能在這一軍事聯盟中起主導感化。
當然，西周王朝由成康亂世到夷厲之衰，發展到幽王身首異處而宗周覆亡，這是歷史的必定。可是，這種歷史的必定性，往往又爲許許多多具有偶爾性的歷史事務所加快。假如說《詩·小雅·正月》詩人所謂“赫赫宗周，襃姒烕之”，以“女禍”爲西周覆亡導火線的話；那么，由此引發的幽王廢后黜明日的王位繼承權之爭便成爲西周覆亡的催化劑，而以西申侯爲主導所組成的三國軍事聯包養女人盟則成了幽王的掘墓人。
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的構成，亦即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時期作者的保存環境及其創作佈景。這種政治格式不僅使生涯在特定政治環境之中的詩人們的詩歌創作有一個特別的創作佈景，也爲他們的詩歌創作供給了一個主要題材。
在考證“二王并立”年夜的政治格式的基礎上，本書還考證了平王東遷這一嚴重事務發生的緣由以及東遷的具體時間；考證了晉文侯滅國奪邑、開疆拓土、奠基晉國霸業的史實，及其晉文侯弒攜王余臣而導致攜王朝覆滅的史實；考證了平王封秦襄公爲諸侯的相關史實，以及秦國乘兩周之際王室陵夷的政治佈景逐漸興盛的演變史實；考證了鄭國依附幽、平二王的政治勢力，滅國奪邑、開疆拓土、東遷新鄭的史實。厘清這些嚴重歷史事務，爲進一個步驟考訂相關詩篇的創作年月供給了主要的歷史坐標。
2、家父、凡伯、衛武公等貴族詩人群體是推動年齡時期詩歌創作變革之元勳
一是《節南山》作者家父所處的生涯時代及其生平事跡考證
關于家父所處的生涯時代，前賢重要有六說：一是毛《序》之“幽王之世（前781-前771）”說，二是《節南山》孔《疏》引三國魏韋昭之“平王之世（前770-前720）”說，三是《節南山》孔《疏》之“平桓之世（前770-前697）”說，四是宋歐陽修《詩本義》卷七之“桓王之世（前719-前697）”說，五是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之“共和元年（前841）之后”說，六是清梁玉繩《漢書古古人表考》卷四之“宣王之世（前827-前782）”說。
關于家父其人見于文獻記載者，除《節南山》之“家父”外，還有隱六年《左傳》之“嘉父”，桓八年、桓十五年《年齡》之“家父”，襄四年《左包養意思傳》之“嘉父”，襄二十一年《左傳》之“嘉父”，《漢書·古古人表》之“嘉父”，《儀禮·士冠禮》鄭《注》之“嘉甫”。筆者對以上諸說，通過一一剖析與梳理，認爲在上古漢語中，“家”“嘉”同音假借，蓋“家父”亦曰“嘉父”，但此六“家父”確定不會爲統一人。
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家父所處的時代與職掌考證，認爲家父是歷仕幽王、平王兩代之元老重臣，《節南山》之“家父”，就是《詩·小雅·十月之交》之“宰夫家伯”，故亦可稱之曰“宰夫家伯父”；通過對宰夫家伯父之族屬考證，認爲家氏爲賈氏之別（支族），帝嚳高辛氏元妃姜嫄子后稷棄之裔，文王昌之孫、武王發庶子唐叔虞之后，出于家父（家伯父），屬晉包養違法公族；通過對包養網單次家氏之地看考證，認爲家氏郡看在離賈國不遠的家谷之水女家河畔之家邑，當在今山西省運城市絳縣東北40里之年夜交鎮四周。故宰夫家伯父，姓姬，本氏賈，別氏家，字父，行次伯，晉室公族，爲家氏進仕西周王朝的年夜夫，其以家氏世族而爲宰夫世官，東遷后仍在東周王朝任宰夫這一世職。則家父爲仕于幽王、平王兩朝的“優老”之臣。
二是《板》《召旻》《瞻卬》作者凡伯所處的生涯時代及其生平事跡考證
上文已經說起，前賢時賢關于《板》《召旻》和《瞻卬》重要有七說。筆者通過對共、凡兩國所處地看的考證，認爲共、凡本爲二國，后又爲衛之二別邑，共伯與凡伯應爲二人，并由此進一個步驟推論；在厲王流彘（即今山西省霍州市）之后、宣王即位之前14年期間，攝政稱王之“共伯和”，不是作《板》詩之周年夜夫凡伯；通過對《板》《召旻》《瞻卬》作者的一一辨析，認爲《板》詩作者不是毛《序》所謂厲王時之“凡伯”，而是幽王時之“凡伯”，而《板》《召旻》《瞻卬》三詩作者當爲統一“凡伯”；通過對凡伯的氏族、職掌方面的討論，認爲凡氏始封君爲周公旦之子第三子凡伯，姓姬，氏凡，以封國稱伯，其后世子孫相繼進爲周王室卿士。故《板》《召旻》《瞻卬》三詩的作者凡伯，姓姬，氏凡，爵伯，爲周公旦庶子凡伯之后，以東都畿內諸侯進仕王室，爲歷仕幽王、平王兩朝的王室卿士。
三是《青蠅》《賓之初筵》《抑》作者衛武公所處的生涯時代及其生平事跡的考證
關于《抑》《賓之初筵》的作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諸家皆主爲衛武公；關于《青蠅》之作者，《毛詩》泛言爲周年夜夫，《韓詩》、《齊詩》、《魯詩》三家皆主爲衛武公。對于衛武公其人，《左傳》《國語》《竹書紀年》《呂氏年齡》《莊子》《魯連子》《毛詩序》《史記》等文獻多有記載，然歧說紛呈。
筆者在梳理後人關于衛武公生平事跡諸說的基礎上，依據《左傳》《國語》《竹書記年》《莊子》《魯連子》《呂氏年齡》《詩序》《史記》等先秦兩漢傳世文獻和金文資料，通過對《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說的辯駁，認爲《竹書紀年》所謂“共伯和干王位”，即共伯和踐皇帝位稱王以攝行皇帝事；“干王位”之共伯和，即師□簋、元年師兌簋、三年師兌簋、師厘簋諸銘之“師龢父”，亦即師晨鼎銘之“司馬共”，亦即《國語·楚語上》《史記·周本紀》《衛世家》之“衛武公”，亦即《承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九引《史記》之“伯和”，亦即《史記·衛世家》之“共伯弟和”，亦可稱之爲“衛伯和”。則衛武公（前863-前766），姬姓，名和，謚武，侯爵，尊稱公，頃侯之孫，僖侯之子，共伯余之弟，莊公揚、令郎惠孫、令郎亹之父，厲王十五年（前843）繼立爲君，十六年（前842）攝政稱王，共和十四年（前828）歸政宣王靜返國，平王元年（前770）襲祖職爲王室司寇，三年（前768）平王命之爲“公”，五年（前766）薨，在位凡77年（前843-前766）。由此進一個步驟考訂，厲王三十七年（前841），國人暴動，流王于彘后，衛武公（共伯和）以賢名而爲諸侯推舉，踐位稱王行皇帝事14年，至厲王太子靜即位（前827）后，共伯和歸政；他在平王宜臼與攜王余臣“二王并立”時爲平王司寇，逝世后謚號爲“武”，故曰“衛武公”。
以上三人中，家父爲王室內朝太史竂官廳年夜夫，衛武公爲王室外朝卿士寮三公，凡伯爲王室外朝卿士寮卿士，故可稱之爲王室貴族詩人群體。他們不僅是“二王并立”時期平王的肱股之臣，更是推動年齡時期詩歌創作變革之元勳。恰是他們所創作《節南山》《板》《召旻》《瞻卬》《青蠅》《賓之初筵》《抑》等作品，把所謂“變雅”作品的創作推向了極致。
3、諸侯國家意識的強化使“國風”創作更留意彰顯作者的創作個性與地區特點
隨著王權的漸次陵夷，天然是諸侯國家意識的強化。這恰是年齡時期“國風”創作繁榮的政治思惟基礎。保留在今本《詩經》中的《邶風》《鄘風》《衛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等，年夜多爲年齡時期作品。這些詩篇更留意彰顯作者的創作個性，顯示出強烈的地區文明特點，標志著所謂“變風”創作的繁榮。
此中，“二王并立”時期是年齡時期“國風”創作的第一個岑嶺期。據筆者初步考證，計有《王風·葛藟》《秦風·終南》《車鄰》《駟驖》《小戎》《蒹葭》《檜風·羔裘》《素冠》《隰有萇楚》《匪風》等10篇。故我們重要選擇《秦風》與《檜風》作爲個案研討對象。因爲前者爲新興諸侯之作，即平王封秦、襄公立國之后的作品，故屬于“亂世之聲”；后者爲陳舊方國之作，即檜國爲鄭武公所滅之后的作品，屬于“亡國之音”。他們都客觀地、真實地藝術再現了年齡時期諸侯興亡的歷史發展趨向。
平王元年（前770），平王封襄公爲諸侯。這是王室分封的最后一個異姓諸侯國，也是兩周之際“二王并立”特別政治格式使然。對于秦人而言，平王分封，襄公受爵，秦人始國，霸業之基始定，實乃秦國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夜事。秦國的詩人們在他們創作的詩篇里，對秦襄公或贊頌之，或誡勉之。反應這一時期現實生涯的詩篇就有《終南》《車鄰》《駟驖》《小戎》《蒹葭》五篇，占傳世《秦風》篇數的一半。無論是秦年夜夫所作之《終南》《駟驖》，還是秦女所作之《車鄰》《小戎》，都彰顯出秦人率直張揚驕悍之地區特徵與崇尚陽剛武德之文明品德，“尚武”特點非常濃烈。當然，《蒹葭》是一篇風格獨特之作，“崇文”特點很是明顯。尤其是在興象選取獨特、意象經營奇妙、意境清爽雋永、表意委婉波折方面，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是《詩經》中其他詩篇所未幾見的。其詩歌創作的藝術基調爲“亂世之聲”。
作爲“回祿八姓”（陸終六子）后裔的檜國，與剛剛分封立國的秦國分歧，它是一個夏代就已經存在的陳舊方國，具有長久的歷史沉淀與文明傳統。現存《詩經》中，保留有《檜風》4篇，即《羔裘》《素冠》《隰有萇楚》《匪風》。這4篇詩歌創作佈景，皆與平王二年（前769）鄭武公滅檜直接相關。此中，《羔裘》爲檜年夜夫述檜仲掉道亡國之作，《素冠》系檜女爲其夫舉行“年夜祥”喪禮之作，《隰有萇楚》爲檜人嗟嘆國破家包養網dcard亡而國民流亡之作，《匪風》爲助鄭武公滅檜之成周八師軍人自傷之作。可見，無論是檜年夜夫刺國君之作，檜女悼亡夫之作，檜人哀亡國之作，還是周八師軍人自傷之作，其詩歌創作的藝術基調都爲“亡國之音”，與《秦風》的“亂世之聲”構成鮮明對照。
總之，自兩周之際第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式終結之后，政治與詩歌創作的關系不是減弱了，而是進一個步驟增強了。好比，由于王室漸次陵夷，王權神圣光環逐漸掉往了往日的輝煌，“雅詩”幾成絕響；由于諸侯國家意識的進一個步驟增強，國力逐漸強盛，《邶風》《鄘風》《衛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陳風》《曹風》等“風詩”創作出現了進一個步驟繁榮局勢；由于王室與諸侯之間、諸侯與諸侯之間的聘問活動日趨頻繁，在嚴重典禮與社交場面的賦詩言志，成爲詩禮文明的一種新型元素；由于政治觀念由神意政治向天意政治再向人意政治的轉變，爲詩人們的創作開辟了新視角，因此創作出了藝術風格亦風亦雅、創作目標以歌頌當世國君而非告神之祭歌的所謂“變頌”——《魯頌》，促進了“頌詩”創作的歷史性變革；由于政治哲包養違法學的變遷與詩歌創作的繁榮，孕育了以齊晏嬰所謂包養犯法嗎“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昭二十年《左傳》）、宋老聃所謂“年夜音希聲，年夜象無形”（《老子·德經》四十一章）等爲代表的美學觀念，也產生了以吳令郎札對詩樂風格的周全歸納綜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孔丘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篇》）詩論等爲代表的詩學觀念；由于社會階層的分化、文士的興起，促進了平易近間歌謠與平易近間音樂高度發展，由此構成了以“怨以怒”“哀以思”（《詩年夜序》）爲特征的平易近間俗樂——“新聲”，逐漸代替“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篇》）的貴族雅樂。年齡時期詩歌的這些基礎特征，顯示出由政治環境變遷所引發的詩歌創作流變趨向，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定進程。
這些現象仍然需求我們往關注，往研討，以便對年齡時期政治興變與詩歌創作演變有一個周全地、系統地、立體地清楚，這般纔能準確地掌握年齡時期詩歌包養合約創作的歷史規律。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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