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西:稱名與論述找九宮格會議–文史–中國作家網

風雨欣然,只為前人犯難。唸書也是熬煎,無聊中又撿拾風化剝蝕的文本碎片,按覆若干詞語之天生與擴衍,乃以慰留逃逸的記憶。當然,若干疑問仍然未解,抑或無解。

外 戚

所謂“外戚”,是指帝王的外姓支屬。《詞源》釋義:“帝王的母族、妻族。”這個界說涵蓋后妃自己及其家族,此條舉例即是《史記》之《外戚世家》。太史公筆下的“外戚”是以后妃為主名,又間或述及其家人行狀,故司馬貞《索隱》謂:“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冊封故也。”后妃捎帶后族,原是攏到一路來說。

太史公所記外戚,乃漢初至武帝時諸帝后妃(有謂“秦以前尚略矣”)。如,高祖呂后、戚夫人、薄姬,文帝竇后、王佳麗,景帝薄后、栗姬、王夫人,及武帝陳后、衛后、王夫人、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鉤弋夫人等,凡十余者,傳述各本身世及寵幸之事。但呂后位置特別,《史記》還有《呂太后本紀》,重要寫高祖崩后其臨朝稱制,及諸呂作亂,終為周勃一班老臣所夷滅。《外戚世家》兼及娘家事況,但諸呂只簡單帶過。文帝竇后昆弟前后故事記錄稍詳,如竇長君、少君若何被上手腕監控,以防“效呂氏年夜事也”。

《漢書》無“世家”一體,臚述高祖至平帝后妃作《外戚傳》,列于《西域傳》之后。這顯然是另冊處理。漢代外戚干政是年夜題目,班固對漢家宮闈亦頗鄙夷,其傳末曰:“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寵著聞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城后四人罷了。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余年夜者夷滅,小者放逐,烏嘑!”《漢書·外戚傳》所記后庭人物,高祖至武帝一朝與《史記·外戚世家》相重,二者對讀,記事詳略互見。

值得留意的是,于《外戚傳》之外,《漢書》又單置《元后傳》,講述元帝皇后王政君故事。傳主只元后一人,篇幅竟抵《外戚傳》三分之一。此女之所以年夜書特書,亦是由於成分特別,她是王莽之姑,對王莽篡漢柄國起到至關主要的感化。王莽新朝只十幾年,而這王政君倒是漢興以到臨朝最久的宮闈政治家,有謂“歷漢四世(按,即元、成、哀、平四帝)為全國母,饗國1對1教學六十余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按,新都,指王莽稱制后,改國號“新”,以洛陽為新室東都)。

《史》《漢》之后,史家不以“外戚”概稱后庭,“后妃”之目大略始于陳壽《三國志》,抑或司馬彪《續漢書》。彪書早佚,清人汪文臺輯《七家后漢書》,從《御覽》中輯出司馬彪所記后妃二十九人,想必專揚名目。司馬彪與陳壽是同時期人,其書與《三國志》孰先孰后欠好說。陳氏奉曹魏為正統,《魏志》置《后妃傳》,蜀吳二志各置《二主妃子傳》《妃嬪傳》,但各志均無《外戚傳》,蓋因魏蜀吳三方實無外戚秉政。《魏志·文帝紀》黃初三年玄月,詔曰:“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適當輔政之任。”有鑒于兩漢外戚專權,曹丕于建國之初作此規訓,以免后患。三少主時代,郭太后(明帝郭皇后)每以詔令預事,看似已不再遵照成命,如《后妃傳》謂:“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年夜事,皆先咨啟于太后,而后實施。”但這不克不及說是后族亂政,司馬氏父子誅曹爽搞廢立諸事,實是假太后之名,拿她背鍋罷了。郭氏父兄盡皆封侯不假,可域中已是司馬氏全國,沒有外戚恣橫的空間。

蜀吳閨庭不成典規,但外戚未颳風浪。東吳孫權臨終前,皇后潘氏欲效仿呂后獨裁故事。可孫權尚未咽氣,她就被縊殺。《吳志·妃嬪傳》說是宮人所為,注《通鑒》的胡三省以為是“吳史緣飾,后人遂因此書之云爾”。汗青不乏詭計或詭計論。

陳壽之后,范曄撰《后漢書》亦不以“外戚”作后宮敘事,單列《皇后紀》(含妃嬪),將后妃晉陞至帝紀規格,如太史公《呂太后本紀》。東漢太后臨朝幾成常態,權位庶乎諸帝。東漢娘家勢力熏灼,范書卻無“外戚”之目,乃將鄧訓、鄧騭、竇憲、竇武、何進那些后妃家人分置傳記。從輯佚的《續漢書》殘篇來看,司馬彪已有成例。之前《漢書》將后妃作“外戚”,而霍光、衛青、霍往病等娘家人物亦各自立傳, 由內及外,及至表裡剝離,詞義變更背后暗藏著汗青的刀光血影。后世撰史,將“后妃”與“外戚”分辨設傳,大略始于北齊人魏收所撰《魏書》。其后唐人撰《晉書》,亦照此打點。之后,史家所稱“外戚”,僅指后妃外家人,不包含她們本身。

校 事

三國官制有“校事”一職,用以伺察臣平易近言行,詳細說就是偵查、揭發、處理談吐不妥和心胸不軌的官員和士平易近。曹氏魏國初建即設校事官,曹丕稱帝后權任更重。東吳亦有這類職事,謂之“典校”。以后延至兩晉,又稱“校郎”。《資治通鑒》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七月“門下校郎劉祥進言事”,胡三省注:“自曹操、孫權置校事,司察群臣,謂之校郎,后遂因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曰:“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廠衛……或曰之典校,或曰之校曹,或曰之校郎,或曰之校官。”

關于校事、典校,《三國志》記敘散見于魏吳二志,即魏之高柔、常林、徐邈、程曉傳,吳之顧雍、步騭、朱據、潘濬、陸凱、是儀、諸葛恪諸傳(包含裴注所引諸書)。如,《魏志·高柔傳》謂:

[高柔]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趙]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趙]達等,恐不私密空間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聖人正人為之,則不克不及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

這里說到的校事盧洪、趙達二人可謂惡名昭著。曹操付與他們“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的權利,乃至鉅細官員無不害怕。魚豢《魏略》記載那時曹營傳播的一句諺語:“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承平御覽》卷二百四一引)這是人人自危的局勢。高柔為官一貫“明于法理”,以為趙達等人“以憎愛擅作威福”,嚴重損壞宦海職司,向曹操進言當廢除校事之設。老曹明知他們是壞人,卻想著壞人有壞人的用途,整人的工作聖人正人做不來,只能任用趙達這些無賴。這是他用人馭眾的機竅。不外,將之比作叔孫通以群盜勇士助劉邦爭全國,實是不三不四。

趙達作惡太多,最后仍是被曹操處置了。但曹丕上位后不改章程,任用劉慈、劉肇等為校事。《高柔傳》:“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平易近奸罪以萬數,[高]柔皆請懲真假……”又,《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一例,敘文帝時校事劉肇在成皋縣巧取豪奪,與縣令衙吏產生械斗。直至明帝、齊王芳時,這班人仍然猖狂,高柔、何曾等年夜臣曾幾回再三奏劾。嘉平中,黃門侍郎程曉(曹操謀臣程昱的孫子)上書痛陳其害,才罷往校事官。

東吳自孫權設置典校,開初有呂壹、錢欽數輩,亦是把持權益,擅作威福。如,《吳志·步騭傳》謂傳主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纖細,吹毛求疵,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又,《朱據傳》曰:“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逝世于杖下。”朝中將相簡直都被監督告發,有人竟因不竭告發而獲幾種罪名。年夜將軍陸遜、太常潘濬等都曾被監督,甚至丞相顧雍因告發竟被拘禁。典校這般猖狂,太子孫登多次進諫請罷校典,但孫權一向不聽,諸年夜臣沒人再敢措辭。后來年夜臣李衡在孫權召見時,口陳呂壹多條奸罪,長達數千言,致使孫權面無愧色。之后,孫權終于狠下心,誅殺呂壹,以平群臣之憤。

孫權逝世后,其少子孫亮繼位時才十歲。年夜將軍諸葛恪輔政,為拉攏朝政,廢止典事。但及至吳末帝孫皓即位,不單恢復典校,后又聽張俶建言,加設稱為“彈曲”的糾察官。《吳志·孫皓傳》天紀元年(277)裴注引《江表傳》曰:“[張]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犯警。于是愛凶相攻,相互謗告……”張俶其人靠告訐上位,做了掌管彈劾官員的司直中郎將,很快又聲名狼藉。如謂:“[張]俶奢淫無厭,取小妻(按,指妾)三十余人,擅殺無辜,眾奸并發,父子俱見車裂。”譖白他人竟并不粉飾本身橫行霸道,實濫權招致反常。

魏之校事,似乎不屬正式職官序列,洪飴孫《三國職官表》將之列為魏相府散屬。據《御覽》引《魏略》,校事后改為撫軍都尉,比二千石,第四品。此說不見于《魏志》紀傳。吳之典校,屬中書省,本是校核官府文書的職事,文案中爬梳剔抉,扯出惹是生非的故事。

開 府

曹魏開國后,有一種作為官員加銜的賜命,就是“開府”,官稱“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字面意思是開建府署,辟置掾屬。兩漢軌制唯三公然府,三公即年夜司馬、年夜司徒、年夜司空(東漢皆往“年夜”字,年夜司馬改太尉),亦稱“三司”。但漢末戰亂轉變了固有體系體例。獻帝初平三年(192),李傕、郭汜、樊稠攻下長安,共秉朝政,各以將軍名號開府,時謂“與三公合為六府”(《后漢書·董卓傳》)。或為將軍開府之先例。

實在,曹魏享有“開府”或“儀同三司”的官員并未幾,攏共算來只是以下數例:魏景初三年(239),黃權(蜀漢降將)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正始元年(240),劉放以中書監加左光祿年夜夫,儀同三司;孫資以中書令加右光祿年夜夫,儀同三司。正始二年,王凌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嘉平二年(250),郭淮加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甘露二年(257),孫壹(東吳降將)拜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此中“開府”連帶“儀同三司”者,僅孫壹一人。

這里有一個疑問:“開府”之號,能否同等“儀同三司”,二者能否同位語關系?或“儀同三司”能否作為“開府儀同三司”之縮略寫法?

“儀同三司”始于東漢殤帝時,《后漢書·鄧騭傳》謂:“延平元年(106),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謂:“[儀同三司]始自[鄧]騭也。”車騎將軍秩二品,位于三公之下,稱“儀同三司”,即品秩及相干待遇徵引三公儀制,自是賜位特進。但《鄧騭傳》未有“開府”之名,很多學者認為“開府儀同三司”起于蜀降將黃權。實在《黃權傳》亦未見“開府”名號。至于“儀同三司”能否作為“開府儀同三司”之省略用法,清代學者于此頗有爭議,但看萬斯同《魏國將相年夜臣年表》《魏方鎮年表》,顯明是用“儀同三司”表現“開府”之義。

盧弼《集解》于《蜀志·黃權傳》“權遷車騎個人空間將軍,儀同三司”句下注釋徵引諸說,有一種看法以為“開府”可追溯到東漢明帝時,東平王劉蒼以驃騎將軍輔政,班固作《奏記》表賀,有“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宜及府開,以慰遠方”數語(《后漢書·班固傳》),即證為后漢開府之始。明帝是東漢第二個天子,照如許說,劉蒼開府比鄧騭還早半個世紀。

查《中國汗青年夜辭典·魏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書社2000年),“開府”與“開府儀同三司”分作兩個詞條,由於撰寫者不是統一人,行文有差別。一謂:“凡開府,位置即與三公相當,品秩、俸賜亦與三公雷同。”一謂:“儀同三司,謂開府之儀制徵引三公成例。”看上往是一個意思,也沒說差別是什么,不清楚為何要設置兩個詞條。

赤 壁

赤壁地點,古來聚訟紛紛,重要糾葛于蒲圻、嘉魚二說。二十世紀末,蒲圻被定名為赤壁市,似乎告終一樁公案。當然,還有黃州一說,曩昔頗有影響,重要緣于蘇軾赤壁二賦。從蒲圻到蘇軾謫居的黃州是好長一段江流,赤壁尋址千里邈邈,會商者多不介懷是在南岸仍是北岸(江左仍是江右)。實在,南北也是題目地點。

按蒲圻、嘉魚諸說,赤壁在長江南岸。《水經注·江水三》謂:“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雄師地方也。”江流自西而東,其“右逕赤壁山北”,表白其地在南岸。《水經注》所記之處在蒲圻下流,年夜致是譚其驤《中國汗青輿圖集》第三冊(第27頁,三國吳荊州)標示“赤壁”的處所(但第六冊第28頁,北宋荊湖北路,又在蒲圻近旁注記“赤壁山”,大要是出于保存汗青爭議的斟酌),這是學者將赤壁定于南岸的重要根據。

記敘赤壁之戰的《三國志》對這個地名未作闡明,亦未給出詳細方位。關于戰事自己,陳壽記敘過于簡率,而裴松之注重要引述《山陽公載記》《江表傳》,雖有所補充,并未能讓人窺識全部戰局。讀者對赤壁之戰的熟悉,更多得之于小說《三國演義》。史乘缺省處,小說家有暢快淋漓的施展。草船借箭,蔣干盜書,周瑜打黃蓋,借春風,火燒赤壁,華容道關羽釋曹……這一個步驟步推演,除往火燒一節皆為小說家結撰。

陳壽撰史多為曹公諱,老曹掉利之事未幾說。《魏志·武帝紀》僅寥寥二句:“[曹]公至赤壁,與[劉]備戰,晦氣。于是年夜疫,吏士多逝世者,乃引軍還。”另如,《蜀志·先主傳》先是提到孫權派周瑜程普率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然后亦三兩句交接曩昔:“與曹公戰于赤壁,年夜破之,焚其船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逝世,曹公引回。”而《諸葛亮傳》對于戰事自己僅“曹公敗于赤壁”一語帶過。

《吳志》各傳論述稍詳。《吳主傳》謂:“[周]瑜、[程]普為擺佈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于赤壁,年夜破曹公軍。公燒其余船引退,士卒饑疫,逝世者年夜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但從這段文字看,此役範圍并不很年夜。其余如程普、黃蓋、韓當、周泰、甘寧、凌統諸傳,只表各自參戰有功,未作詳細陳說。《吳主傳》說曹操退卻時燒了剩下的船只,而《先主傳》則謂劉備一方“焚其船船”,顯明不合錯誤茬。《吳志》諸傳唯獨《周瑜傳》對戰局有細節描寫,其謂黃蓋用詐降之術倡議火攻,略似小說家翰墨:

……[孫]權遂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兵,公軍潰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雖與耐久,然不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沖斗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此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系年夜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張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威,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滅頂者甚眾,軍遂潰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回。

據此揣度,曹軍船艦曾渡江抵南岸作戰,“遇于赤壁”或即此義,按此其地在南岸。但是,“初一交兵,公軍潰退,引次江北”,接下往的戰事應產生在江北。黃蓋放船延燒曹軍及岸上營寨,烽火即起于切近江北的水面上。再看,先頭“遇于赤壁”一句,乃提挈語,指周瑜、程普與劉備“并力逆曹公”的決勝之局。參互《先主傳》“與吳軍水陸并進”如此,可知當東吳海軍在江北登岸之際,劉備所部即自陸上反擊。

劉備的軍隊就在夏口。據《先主傳》《諸葛亮傳》:當陽之戰后,劉備南撤,聚集劉琦部下萬余人俱到夏口,而并未渡江至南岸集結。夏口是漢水進江處,位于長江北岸,在《三國演義》中這處所稱“三江口”,即所謂“三江水戰,赤壁鏖兵”之處。陳壽書寫“遇于赤壁”或“戰于赤壁”,未予詳細定位,而小說雖將戰事置于江北一線,卻亦閃耀其詞,實未展現“赤壁”之場景。“赤壁”地點,畢竟是一種符號性存在。

孔 雀

孔雀產于嶺南及域外溫熱地帶,前人視為奇怪之物。《漢書·南粵傳》記錄,華文帝派陸賈往安撫粵王趙佗,粵王以藩臣進獻諸般珍物,此中有“孔雀二雙”。又,《西域傳》謂罽賓國生產孔雀(作“孔爵”)。《后漢書·南蠻東北夷傳》則謂滇國“多出鸚鵡、孔雀”。

秦漢以前鮮有說起孔雀。《詩經》中呈現的鳥類多達二三十種,如:雎鳩、鳩(鴝鵒,即八哥)、鸤鳩(布谷鳥)、鶉(鵪鶉)、鵲、鶴、黃鳥(黃雀)、鸮/鴟鸮(貓頭鷹)、燕子、鴇/雁/鴻雁、鸛、鴻(鴻鵠、黃鵠)、雉/翚、鵻(鴿)、鴛鴦、鵜/鵜鶘、鳧鹥(野鴨、鷗鳥)、烏鴉、脊令(鹡鸰)、桑扈(斑鴿舞蹈教室)、鷻(雕)、鳶(鷹)、鷮(長尾雉)、倉庚(黃鶯)、鵙(伯勞)、鷺、桃蟲(鷦鷯)……當然還有傳說中的鳳皇(鳳凰),但就是沒有孔雀。《詩經》的大雅頌都發生于南方,那時北人沒見過孔雀,而再往南往的荊楚之地亦未有此物,故屈原未將孔雀引進詩中。但《九歌·少司命》有“孔蓋兮翠旌”之句,注者多將“孔蓋”釋為孔雀翎毛制作的車蓋,未知確否。

漢語文獻最早提到孔雀大要是《山海經》和《逸周書》,如《國內經》有謂“孔鳥”者,郭璞注曰“孔雀也”;《逸周書·王會解》亦云:“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但《山海經》《逸周書》都經漢人羼補(尤其《國內經》顯明是后來增進),欠好說能否兩漢時代之見聞增廣。唐段公路《北戶錄》“孔雀媒”條稱:“《周書》曰:成王時方人獻孔鳥……”這里說的《周書》就是《逸周書》,《尚書》中的《周書》部門未見“方人獻孔鳥”之事。

《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引漢代緯書《年齡元命苞》曰:“火離為孔雀。”而同書卷九十引是書曰:“火離為鸞。”這么說孔雀也就是鸞。前人所說的鸞鳥是一種虛擬的珍禽,即鳳凰、玄鳥一類神鳥,可見漢代對于孔雀的熟悉仍羼進想象的成分。不外,那時已知孔雀產自南邊。如,《鹽鐵論·崇禮》會商若何招待戎狄來朝,年夜夫說要以“列羽旄,陳兵馬”的排場以請願武,賢良則謂“羽旄”那類裝潢蠻子不奇怪——“南越以孔雀珥門戶”。

以孔雀(孔鳥)進詩賦,大略亦漢代詩人所為。枚乘《七發》,吳客向太子描寫登景夷臺所見景物,即有“孔鳥”等走獸。劉向《九嘆·遠游》亦見“孔鳥飛而送迎兮”之句。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則有“鹓鶵孔鸞”之名,按張揖訓釋,“孔鸞”即孔雀與鸞鳥。這是混雜虛擬與非虛擬的混沌敘事。詩人想象楚地已有孔雀,上林苑之無窮空間何其不有。

漢末樂府古辭《孔雀西北飛》(《玉臺新詠》題《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開篇以孔雀為起興:“孔雀西北飛,五里一彷徨。”詩序先容,此詩是寫“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的婚姻喜劇。這里有個題目,漢末建安時廬江是“郡”而不是“府”,其地在今安徽西部(三國魏吳兩邊在江北江南各設廬江郡)。作為行政區劃的“府”,是唐以后才有的設置,可以確定此序必是后人竄補。

《辭海》條目說,孔雀在我國僅見于云南西部和南部。這是一種生涯在寒帶和亞寒帶地域的候鳥,其天然分布未見于長江流域。詩言“孔雀西北飛,五里一彷徨”,儼然作為遷移性的留鳥來描寫,何況自東南往西北標的目的飛翔,亦分歧其習慣。當然,史乘多有西域獻孔雀的記錄,一不留心從東南飛來亦未可知。當然,賢哲說讀詩不克不及抬杠,這里用作起興或無須細究,但無妨作想,此句抑或還有起源。

鵜 鶘

現代史官記敘天然界變態景象,稱之吉祥或災異,認為王朝興衰、人事福禍之征驗。野史中這類記事凡是分辨載進地理、五行、符瑞諸志,但《三國志》未列志篇,祥異景象重要記載于帝王紀傳。譬如,魏文帝曹丕即位前,各地相續呈現黃龍、白雉、鳳凰、麒麟等物,這些禎祥似乎預示著天命神明之應。但什么是吉祥,什么是災異,有時辰官方的說明跟你想的完整紛歧樣。譬如,諸臣亟勸曹丕代漢蒞祚之際,太史丞許芝普年夜喜奔來陳述——蝗蟲來了,這下可好了!災異若何成了吉祥?由於蝗蟲亦被視為授命之符,前人認為此物乃“陽氣所生”,介蟲之孽就被解讀為鼎革易祚的新聞。

曹丕做了天子的第四年,亦即黃初四年(223),又呈現了一個奇怪氣象,《魏志·文帝紀》謂:“夏蒲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靈芝池方于上年建成,有說在洛陽,有說在鄴都(《歷代宅京記》持前說),這不往管它,歸正是宮苑之景。鵜鶘,別名塘鵝,是一種年夜型水禽,喙下帶有可伸縮的喉囊,樣子蠻心愛。成群鵜鶘湊集皇家園林,莫非不是功德?可曹丕就感到是不祥之兆。其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正人而近君子,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不然斯鳥作甚而至?其博舉全國俊德茂才、獨行正人,以答曹人之刺。”

這里所說的“曹詩”,指《國風·曹風》的《候人》一詩。此中“維鵜在梁,不濡其羽”一句,以鵜鶘同黨不沾水喻悖逆之象。如毛傳云:“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按,梁,魚梁,打魚筑的水壩)。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鄭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君子執政,亦非其常。”

曹丕逼獻帝禪位而即位,其符合法規性打了扣頭,這是貳心頭的一個梗。“維鵜在梁”或是上天借鵜鶘收回警示,亟須檢查“遠正人而近君子”的題目。貳心知肚明,現在勸進的那幫君子馬屁拍得過分分,此刻要找“俊德茂才、獨行正人”做門面。當然是史家在給他找均衡。

鵜鶘之事亦見《魏志·王朗傳》,是謂:“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正人,[王]朗薦光祿年夜夫楊彪……”御座自省,激發求賢與推薦的君臣互動,王朗要讓位楊彪,華歆要讓位管寧,忙著向文帝表忠心。《宋書·五行志三》記曰:“于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謂睹妖共享空間知懼者也。”楊、管二人有古正人之譽,一貫與曹魏政權不克不及嚙合,文帝欲拜太尉,皆不受。

鬼 目

東吳末帝孫皓科學巫覡占驗,《吳志·三嗣主傳》記敘其在位時不竭有吉祥現世,甚至聞說某處野菜瘋長也被視為佳兆。如,天紀三年(279)八月記事:

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余,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荬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雙方生葉,綠色。東不雅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荬菜作平慮草,遂認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東不雅(中書省機構,躲文書經書,掌修國史)官員們依據圖例判識,鬼目和荬菜皆“瑞草”,因之黃、吳兩人都被召進宮里做了郎官。(以漢制論,“銀印青綬”屬高階官員,《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實在,這里所說的兩種野菜并非罕物。后者又稱苦荬菜、苦苣菜、敗醬草,是南北罕見的菊科野生植物。但前者稱之鬼目者,大要就是前人所謂“苻”之一物,《爾雅·釋草》曰:“苻,鬼目。”郭璞注:“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珰也,紅色叢生。”今之《辭源》釋義:“鬼目,草名。即白英。俗稱白草子,蔓生。葉似王瓜(按,即土瓜),有茸毛;子赤,圓如龍葵。進藥。”這跟《爾雅》的說明對得上,這鬼目菜是一種茄科野生植物,亦南北皆有,只是長得這般高峻,世所罕有。

《齊平易近要術》卷十有“鬼目”一條,說的應是另一物。賈思勰引郭義恭《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喝酒。”又引《南邊草物狀》曰:“鬼目,樹年夜者如李,小者如鴨子(按,鴨子應是鴨卵,此句疑前后倒錯)。仲春花樣,仍連實在,七八月熟,其色黃,味酸。以蜜煮之,味道柔嘉。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其所引《南邊草物狀》似乎不是嵇含的《南邊草木狀》,今本《草木狀》未見此條。又引裴淵《廣州記》曰:“鬼目益知,直爾不成噉,可為漿也。”接著就提到《吳志》記錄孫皓時黃耇家那株長達丈余的鬼目菜。然后再引顧微《廣州記》曰:“鬼目,樹似棠梨,葉如楮,皮白,樹高。年夜如木瓜,而小邪傾不周正。味酢。玄月熟。”《齊平易近要術》此卷記敘各種稀見草木(所謂“非中國物者”,即非華夏之物),皆引晉人著作,抄撮他書,存其項目罷了。

賈氏這里先容的“鬼目”,應是一種喬木狀果樹。此條中心拔出《吳志》所言黃耇家巨型鬼目,清楚胡亂羼進,是將草本和草本鬼目混為一談——鬼目菜既“長丈余”,便誤認為是某種樹木。實在,從這夸張翰墨中不難懂得撰史者諷喻之義。黃耇家鬼目菜長成“吉祥”的第二年,東吳就亡了。

按《本草綱目》記錄,“鬼目有草木三種”。李時珍是將草本鬼目稱作“麂目”(見卷三十一果部),還有白英和羊蹄草兩種為“草鬼目”(見卷十八草部)。

所謂“木鬼目”,不知畢竟為何物,現在不見說起。《齊平易近要術》引《南邊草物狀》舉其產地,均為南邊溫熱處所。交趾、武平、九真三郡,兩晉時屬交州(三郡均在今越南中部),興古郡在寧州南部(今云南省硯山、文山一帶),可拜見譚其驤《中國汗青輿圖集》(第三冊、第四冊,兩晉時代)。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