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欣然，只為前人犯難。唸書也是熬煎，無聊中又撿拾風化剝蝕的文本碎片，按覆若干詞語之天生與擴衍，乃以慰留逃逸的記憶。當然，若干疑問仍然未解，抑或無解。
外 戚
所謂“外戚”，是指帝王的外姓支屬。《詞源》釋義：“帝王的母族、妻族。”這個界說涵蓋后妃自己及其家族，此條舉例即是《史記》之《外戚世家》。太史公筆下的“外戚”是以后妃為主名，又間或述及其家人行狀，故司馬貞《索隱》謂：“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冊封故也。”后妃捎帶后族，原是攏到一路來說。
太史公所記外戚，乃漢初至武帝時諸帝后妃（有謂“秦以前尚略矣”）。如，高祖呂后、戚夫人、薄姬，文帝竇后、王佳麗，景帝薄后、栗姬、王夫人，及武帝陳后、衛后、王夫人、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鉤弋夫人等，凡十余者，傳述各本身世及寵幸之事。但呂后位置特別，《史記》還有《呂太后本紀》，重要寫高祖崩后其臨朝稱制，及諸呂作亂，終為周勃一班老臣所夷滅。《外戚世家》兼及娘家事況，但諸呂只簡單帶過。文帝竇后昆弟前后故事記錄稍詳，如竇長君、少君若何被上手腕監控，以防“效呂氏年夜事也”。
《漢書》無“世家”一體，臚述高祖至平帝后妃作《外戚傳》，列于《西域傳》之后。這顯然是另冊處理。漢代外戚干政是年夜題目，班固對漢家宮闈亦頗鄙夷，其傳末曰：“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寵著聞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城后四人罷了。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余年夜者夷滅，小者放逐，烏嘑！”《漢書·外戚傳》所記后庭人物，高祖至武帝一朝與《史記·外戚世家》相重，二者對讀，記事詳略互見。
值得留意的是，于《外戚傳》之外，《漢書》又單置《元后傳》，講述元帝皇后王政君故事。傳主只元后一人，篇幅竟抵《外戚傳》三分之一。此女之所以年夜書特書，亦是由於成分特別，她是王莽之姑，對王莽篡漢柄國起到至關主要的感化。王莽新朝只十幾年，而這王政君倒是漢興以到臨朝最久的宮闈政治家，有謂“歷漢四世（按，即元、成、哀、平四帝）為全國母，饗國1對1教學六十余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按，新都，指王莽稱制后，改國號“新”，以洛陽為新室東都）。
《史》《漢》之后，史家不以“外戚”概稱后庭，“后妃”之目大略始于陳壽《三國志》，抑或司馬彪《續漢書》。彪書早佚，清人汪文臺輯《七家后漢書》，從《御覽》中輯出司馬彪所記后妃二十九人，想必專揚名目。司馬彪與陳壽是同時期人，其書與《三國志》孰先孰后欠好說。陳氏奉曹魏為正統，《魏志》置《后妃傳》，蜀吳二志各置《二主妃子傳》《妃嬪傳》，但各志均無《外戚傳》，蓋因魏蜀吳三方實無外戚秉政。《魏志·文帝紀》黃初三年玄月，詔曰：“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適當輔政之任。”有鑒于兩漢外戚專權，曹丕于建國之初作此規訓，以免后患。三少主時代，郭太后（明帝郭皇后）每以詔令預事，看似已不再遵照成命，如《后妃傳》謂：“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年夜事，皆先咨啟于太后，而后實施。”但這不克不及說是后族亂政，司馬氏父子誅曹爽搞廢立諸事，實是假太后之名，拿她背鍋罷了。郭氏父兄盡皆封侯不假，可域中已是司馬氏全國，沒有外戚恣橫的空間。
蜀吳閨庭不成典規，但外戚未颳風浪。東吳孫權臨終前，皇后潘氏欲效仿呂后獨裁故事。可孫權尚未咽氣，她就被縊殺。《吳志·妃嬪傳》說是宮人所為，注《通鑒》的胡三省以為是“吳史緣飾，后人遂因此書之云爾”。汗青不乏詭計或詭計論。
陳壽之后，范曄撰《后漢書》亦不以“外戚”作后宮敘事，單列《皇后紀》（含妃嬪），將后妃晉陞至帝紀規格，如太史公《呂太后本紀》。東漢太后臨朝幾成常態，權位庶乎諸帝。東漢娘家勢力熏灼，范書卻無“外戚”之目，乃將鄧訓、鄧騭、竇憲、竇武、何進那些后妃家人分置傳記。從輯佚的《續漢書》殘篇來看，司馬彪已有成例。之前《漢書》將后妃作“外戚”，而霍光、衛青、霍往病等娘家人物亦各自立傳， 由內及外，及至表裡剝離，詞義變更背后暗藏著汗青的刀光血影。后世撰史，將“后妃”與“外戚”分辨設傳，大略始于北齊人魏收所撰《魏書》。其后唐人撰《晉書》，亦照此打點。之后，史家所稱“外戚”，僅指后妃外家人，不包含她們本身。
校 事
三國官制有“校事”一職，用以伺察臣平易近言行，詳細說就是偵查、揭發、處理談吐不妥和心胸不軌的官員和士平易近。曹氏魏國初建即設校事官，曹丕稱帝后權任更重。東吳亦有這類職事，謂之“典校”。以后延至兩晉，又稱“校郎”。《資治通鑒》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七月“門下校郎劉祥進言事”，胡三省注：“自曹操、孫權置校事，司察群臣，謂之校郎，后遂因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曰：“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廠衛……或曰之典校，或曰之校曹，或曰之校郎，或曰之校官。”
關于校事、典校，《三國志》記敘散見于魏吳二志，即魏之高柔、常林、徐邈、程曉傳，吳之顧雍、步騭、朱據、潘濬、陸凱、是儀、諸葛恪諸傳（包含裴注所引諸書）。如，《魏志·高柔傳》謂：
[高柔]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趙]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趙]達等，恐不私密空間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聖人正人為之，則不克不及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
這里說到的校事盧洪、趙達二人可謂惡名昭著。曹操付與他們“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的權利，乃至鉅細官員無不害怕。魚豢《魏略》記載那時曹營傳播的一句諺語：“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承平御覽》卷二百四一引）這是人人自危的局勢。高柔為官一貫“明于法理”，以為趙達等人“以憎愛擅作威福”，嚴重損壞宦海職司，向曹操進言當廢除校事之設。老曹明知他們是壞人，卻想著壞人有壞人的用途，整人的工作聖人正人做不來，只能任用趙達這些無賴。這是他用人馭眾的機竅。不外，將之比作叔孫通以群盜勇士助劉邦爭全國，實是不三不四。
趙達作惡太多，最后仍是被曹操處置了。但曹丕上位后不改章程，任用劉慈、劉肇等為校事。《高柔傳》：“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平易近奸罪以萬數，[高]柔皆請懲真假……”又，《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一例，敘文帝時校事劉肇在成皋縣巧取豪奪，與縣令衙吏產生械斗。直至明帝、齊王芳時，這班人仍然猖狂，高柔、何曾等年夜臣曾幾回再三奏劾。嘉平中，黃門侍郎程曉（曹操謀臣程昱的孫子）上書痛陳其害，才罷往校事官。
東吳自孫權設置典校，開初有呂壹、錢欽數輩，亦是把持權益，擅作威福。如，《吳志·步騭傳》謂傳主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纖細，吹毛求疵，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又，《朱據傳》曰：“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逝世于杖下。”朝中將相簡直都被監督告發，有人竟因不竭告發而獲幾種罪名。年夜將軍陸遜、太常潘濬等都曾被監督，甚至丞相顧雍因告發竟被拘禁。典校這般猖狂，太子孫登多次進諫請罷校典，但孫權一向不聽，諸年夜臣沒人再敢措辭。后來年夜臣李衡在孫權召見時，口陳呂壹多條奸罪，長達數千言，致使孫權面無愧色。之后，孫權終于狠下心，誅殺呂壹，以平群臣之憤。
孫權逝世后，其少子孫亮繼位時才十歲。年夜將軍諸葛恪輔政，為拉攏朝政，廢止典事。但及至吳末帝孫皓即位，不單恢復典校，后又聽張俶建言，加設稱為“彈曲”的糾察官。《吳志·孫皓傳》天紀元年（277）裴注引《江表傳》曰：“[張]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犯警。于是愛凶相攻，相互謗告……”張俶其人靠告訐上位，做了掌管彈劾官員的司直中郎將，很快又聲名狼藉。如謂：“[張]俶奢淫無厭，取小妻（按，指妾）三十余人，擅殺無辜，眾奸并發，父子俱見車裂。”譖白他人竟并不粉飾本身橫行霸道，實濫權招致反常。
魏之校事，似乎不屬正式職官序列，洪飴孫《三國職官表》將之列為魏相府散屬。據《御覽》引《魏略》，校事后改為撫軍都尉，比二千石，第四品。此說不見于《魏志》紀傳。吳之典校，屬中書省，本是校核官府文書的職事，文案中爬梳剔抉，扯出惹是生非的故事。
開 府
曹魏開國后，有一種作為官員加銜的賜命，就是“開府”，官稱“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字面意思是開建府署，辟置掾屬。兩漢軌制唯三公然府，三公即年夜司馬、年夜司徒、年夜司空（東漢皆往“年夜”字，年夜司馬改太尉），亦稱“三司”。但漢末戰亂轉變了固有體系體例。獻帝初平三年（192），李傕、郭汜、樊稠攻下長安，共秉朝政，各以將軍名號開府，時謂“與三公合為六府”（《后漢書·董卓傳》）。或為將軍開府之先例。
實在，曹魏享有“開府”或“儀同三司”的官員并未幾，攏共算來只是以下數例：魏景初三年（239），黃權（蜀漢降將）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正始元年（240），劉放以中書監加左光祿年夜夫，儀同三司；孫資以中書令加右光祿年夜夫，儀同三司。正始二年，王凌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嘉平二年（250），郭淮加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甘露二年（257），孫壹（東吳降將）拜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此中“開府”連帶“儀同三司”者，僅孫壹一人。
這里有一個疑問：“開府”之號，能否同等“儀同三司”，二者能否同位語關系？或“儀同三司”能否作為“開府儀同三司”之縮略寫法？
“儀同三司”始于東漢殤帝時，《后漢書·鄧騭傳》謂：“延平元年（106），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謂：“[儀同三司]始自[鄧]騭也。”車騎將軍秩二品，位于三公之下，稱“儀同三司”，即品秩及相干待遇徵引三公儀制，自是賜位特進。但《鄧騭傳》未有“開府”之名，很多學者認為“開府儀同三司”起于蜀降將黃權。實在《黃權傳》亦未見“開府”名號。至于“儀同三司”能否作為“開府儀同三司”之省略用法，清代學者于此頗有爭議，但看萬斯同《魏國將相年夜臣年表》《魏方鎮年表》，顯明是用“儀同三司”表現“開府”之義。
盧弼《集解》于《蜀志·黃權傳》“權遷車騎個人空間將軍，儀同三司”句下注釋徵引諸說，有一種看法以為“開府”可追溯到東漢明帝時，東平王劉蒼以驃騎將軍輔政，班固作《奏記》表賀，有“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宜及府開，以慰遠方”數語（《后漢書·班固傳》），即證為后漢開府之始。明帝是東漢第二個天子，照如許說，劉蒼開府比鄧騭還早半個世紀。
查《中國汗青年夜辭典·魏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書社2000年），“開府”與“開府儀同三司”分作兩個詞條，由於撰寫者不是統一人，行文有差別。一謂：“凡開府，位置即與三公相當，品秩、俸賜亦與三公雷同。”一謂：“儀同三司，謂開府之儀制徵引三公成例。”看上往是一個意思，也沒說差別是什么，不清楚為何要設置兩個詞條。
赤 壁
赤壁地點，古來聚訟紛紛，重要糾葛于蒲圻、嘉魚二說。二十世紀末，蒲圻被定名為赤壁市，似乎告終一樁公案。當然，還有黃州一說，曩昔頗有影響，重要緣于蘇軾赤壁二賦。從蒲圻到蘇軾謫居的黃州是好長一段江流，赤壁尋址千里邈邈，會商者多不介懷是在南岸仍是北岸（江左仍是江右）。實在，南北也是題目地點。
按蒲圻、嘉魚諸說，赤壁在長江南岸。《水經注·江水三》謂：“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雄師地方也。”江流自西而東，其“右逕赤壁山北”，表白其地在南岸。《水經注》所記之處在蒲圻下流，年夜致是譚其驤《中國汗青輿圖集》第三冊（第27頁，三國吳荊州）標示“赤壁”的處所（但第六冊第28頁，北宋荊湖北路，又在蒲圻近旁注記“赤壁山”，大要是出于保存汗青爭議的斟酌），這是學者將赤壁定于南岸的重要根據。
記敘赤壁之戰的《三國志》對這個地名未作闡明，亦未給出詳細方位。關于戰事自己，陳壽記敘過于簡率，而裴松之注重要引述《山陽公載記》《江表傳》，雖有所補充，并未能讓人窺識全部戰局。讀者對赤壁之戰的熟悉，更多得之于小說《三國演義》。史乘缺省處，小說家有暢快淋漓的施展。草船借箭，蔣干盜書，周瑜打黃蓋，借春風，火燒赤壁，華容道關羽釋曹……這一個步驟步推演，除往火燒一節皆為小說家結撰。
陳壽撰史多為曹公諱，老曹掉利之事未幾說。《魏志·武帝紀》僅寥寥二句：“[曹]公至赤壁，與[劉]備戰，晦氣。于是年夜疫，吏士多逝世者，乃引軍還。”另如，《蜀志·先主傳》先是提到孫權派周瑜程普率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然后亦三兩句交接曩昔：“與曹公戰于赤壁，年夜破之，焚其船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逝世，曹公引回。”而《諸葛亮傳》對于戰事自己僅“曹公敗于赤壁”一語帶過。
《吳志》各傳論述稍詳。《吳主傳》謂：“[周]瑜、[程]普為擺佈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于赤壁，年夜破曹公軍。公燒其余船引退，士卒饑疫，逝世者年夜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但從這段文字看，此役範圍并不很年夜。其余如程普、黃蓋、韓當、周泰、甘寧、凌統諸傳，只表各自參戰有功，未作詳細陳說。《吳主傳》說曹操退卻時燒了剩下的船只，而《先主傳》則謂劉備一方“焚其船船”，顯明不合錯誤茬。《吳志》諸傳唯獨《周瑜傳》對戰局有細節描寫，其謂黃蓋用詐降之術倡議火攻，略似小說家翰墨：
……[孫]權遂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兵，公軍潰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雖與耐久，然不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沖斗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此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系年夜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張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威，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滅頂者甚眾，軍遂潰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回。
據此揣度，曹軍船艦曾渡江抵南岸作戰，“遇于赤壁”或即此義，按此其地在南岸。但是，“初一交兵，公軍潰退，引次江北”，接下往的戰事應產生在江北。黃蓋放船延燒曹軍及岸上營寨，烽火即起于切近江北的水面上。再看，先頭“遇于赤壁”一句，乃提挈語，指周瑜、程普與劉備“并力逆曹公”的決勝之局。參互《先主傳》“與吳軍水陸并進”如此，可知當東吳海軍在江北登岸之際，劉備所部即自陸上反擊。
劉備的軍隊就在夏口。據《先主傳》《諸葛亮傳》：當陽之戰后，劉備南撤，聚集劉琦部下萬余人俱到夏口，而并未渡江至南岸集結。夏口是漢水進江處，位于長江北岸，在《三國演義》中這處所稱“三江口”，即所謂“三江水戰，赤壁鏖兵”之處。陳壽書寫“遇于赤壁”或“戰于赤壁”，未予詳細定位，而小說雖將戰事置于江北一線，卻亦閃耀其詞，實未展現“赤壁”之場景。“赤壁”地點，畢竟是一種符號性存在。
孔 雀
孔雀產于嶺南及域外溫熱地帶，前人視為奇怪之物。《漢書·南粵傳》記錄，華文帝派陸賈往安撫粵王趙佗，粵王以藩臣進獻諸般珍物，此中有“孔雀二雙”。又，《西域傳》謂罽賓國生產孔雀（作“孔爵”）。《后漢書·南蠻東北夷傳》則謂滇國“多出鸚鵡、孔雀”。
秦漢以前鮮有說起孔雀。《詩經》中呈現的鳥類多達二三十種，如：雎鳩、鳩（鴝鵒，即八哥）、鸤鳩（布谷鳥）、鶉（鵪鶉）、鵲、鶴、黃鳥（黃雀）、鸮/鴟鸮（貓頭鷹）、燕子、鴇/雁/鴻雁、鸛、鴻（鴻鵠、黃鵠）、雉/翚、鵻（鴿）、鴛鴦、鵜/鵜鶘、鳧鹥（野鴨、鷗鳥）、烏鴉、脊令（鹡鸰）、桑扈（斑鴿舞蹈教室）、鷻（雕）、鳶（鷹）、鷮（長尾雉）、倉庚（黃鶯）、鵙（伯勞）、鷺、桃蟲（鷦鷯）……當然還有傳說中的鳳皇（鳳凰），但就是沒有孔雀。《詩經》的大雅頌都發生于南方，那時北人沒見過孔雀，而再往南往的荊楚之地亦未有此物，故屈原未將孔雀引進詩中。但《九歌·少司命》有“孔蓋兮翠旌”之句，注者多將“孔蓋”釋為孔雀翎毛制作的車蓋，未知確否。
漢語文獻最早提到孔雀大要是《山海經》和《逸周書》，如《國內經》有謂“孔鳥”者，郭璞注曰“孔雀也”；《逸周書·王會解》亦云：“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但《山海經》《逸周書》都經漢人羼補（尤其《國內經》顯明是后來增進），欠好說能否兩漢時代之見聞增廣。唐段公路《北戶錄》“孔雀媒”條稱：“《周書》曰：成王時方人獻孔鳥……”這里說的《周書》就是《逸周書》，《尚書》中的《周書》部門未見“方人獻孔鳥”之事。
《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引漢代緯書《年齡元命苞》曰：“火離為孔雀。”而同書卷九十引是書曰：“火離為鸞。”這么說孔雀也就是鸞。前人所說的鸞鳥是一種虛擬的珍禽，即鳳凰、玄鳥一類神鳥，可見漢代對于孔雀的熟悉仍羼進想象的成分。不外，那時已知孔雀產自南邊。如，《鹽鐵論·崇禮》會商若何招待戎狄來朝，年夜夫說要以“列羽旄，陳兵馬”的排場以請願武，賢良則謂“羽旄”那類裝潢蠻子不奇怪——“南越以孔雀珥門戶”。
以孔雀（孔鳥）進詩賦，大略亦漢代詩人所為。枚乘《七發》，吳客向太子描寫登景夷臺所見景物，即有“孔鳥”等走獸。劉向《九嘆·遠游》亦見“孔鳥飛而送迎兮”之句。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則有“鹓鶵孔鸞”之名，按張揖訓釋，“孔鸞”即孔雀與鸞鳥。這是混雜虛擬與非虛擬的混沌敘事。詩人想象楚地已有孔雀，上林苑之無窮空間何其不有。
漢末樂府古辭《孔雀西北飛》（《玉臺新詠》題《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開篇以孔雀為起興：“孔雀西北飛，五里一彷徨。”詩序先容，此詩是寫“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的婚姻喜劇。這里有個題目，漢末建安時廬江是“郡”而不是“府”，其地在今安徽西部（三國魏吳兩邊在江北江南各設廬江郡）。作為行政區劃的“府”，是唐以后才有的設置，可以確定此序必是后人竄補。
《辭海》條目說，孔雀在我國僅見于云南西部和南部。這是一種生涯在寒帶和亞寒帶地域的候鳥，其天然分布未見于長江流域。詩言“孔雀西北飛，五里一彷徨”，儼然作為遷移性的留鳥來描寫，何況自東南往西北標的目的飛翔，亦分歧其習慣。當然，史乘多有西域獻孔雀的記錄，一不留心從東南飛來亦未可知。當然，賢哲說讀詩不克不及抬杠，這里用作起興或無須細究，但無妨作想，此句抑或還有起源。
鵜 鶘
現代史官記敘天然界變態景象，稱之吉祥或災異，認為王朝興衰、人事福禍之征驗。野史中這類記事凡是分辨載進地理、五行、符瑞諸志，但《三國志》未列志篇，祥異景象重要記載于帝王紀傳。譬如，魏文帝曹丕即位前，各地相續呈現黃龍、白雉、鳳凰、麒麟等物，這些禎祥似乎預示著天命神明之應。但什么是吉祥，什么是災異，有時辰官方的說明跟你想的完整紛歧樣。譬如，諸臣亟勸曹丕代漢蒞祚之際，太史丞許芝普年夜喜奔來陳述——蝗蟲來了，這下可好了！災異若何成了吉祥？由於蝗蟲亦被視為授命之符，前人認為此物乃“陽氣所生”，介蟲之孽就被解讀為鼎革易祚的新聞。
曹丕做了天子的第四年，亦即黃初四年（223），又呈現了一個奇怪氣象，《魏志·文帝紀》謂：“夏蒲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靈芝池方于上年建成，有說在洛陽，有說在鄴都（《歷代宅京記》持前說），這不往管它，歸正是宮苑之景。鵜鶘，別名塘鵝，是一種年夜型水禽，喙下帶有可伸縮的喉囊，樣子蠻心愛。成群鵜鶘湊集皇家園林，莫非不是功德？可曹丕就感到是不祥之兆。其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正人而近君子，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不然斯鳥作甚而至？其博舉全國俊德茂才、獨行正人，以答曹人之刺。”
這里所說的“曹詩”，指《國風·曹風》的《候人》一詩。此中“維鵜在梁，不濡其羽”一句，以鵜鶘同黨不沾水喻悖逆之象。如毛傳云：“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按，梁，魚梁，打魚筑的水壩）。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鄭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君子執政，亦非其常。”
曹丕逼獻帝禪位而即位，其符合法規性打了扣頭，這是貳心頭的一個梗。“維鵜在梁”或是上天借鵜鶘收回警示，亟須檢查“遠正人而近君子”的題目。貳心知肚明，現在勸進的那幫君子馬屁拍得過分分，此刻要找“俊德茂才、獨行正人”做門面。當然是史家在給他找均衡。
鵜鶘之事亦見《魏志·王朗傳》，是謂：“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正人，[王]朗薦光祿年夜夫楊彪……”御座自省，激發求賢與推薦的君臣互動，王朗要讓位楊彪，華歆要讓位管寧，忙著向文帝表忠心。《宋書·五行志三》記曰：“于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謂睹妖共享空間知懼者也。”楊、管二人有古正人之譽，一貫與曹魏政權不克不及嚙合，文帝欲拜太尉，皆不受。
鬼 目
東吳末帝孫皓科學巫覡占驗，《吳志·三嗣主傳》記敘其在位時不竭有吉祥現世，甚至聞說某處野菜瘋長也被視為佳兆。如，天紀三年（279）八月記事：
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余，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荬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雙方生葉，綠色。東不雅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荬菜作平慮草，遂認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東不雅（中書省機構，躲文書經書，掌修國史）官員們依據圖例判識，鬼目和荬菜皆“瑞草”，因之黃、吳兩人都被召進宮里做了郎官。（以漢制論，“銀印青綬”屬高階官員，《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實在，這里所說的兩種野菜并非罕物。后者又稱苦荬菜、苦苣菜、敗醬草，是南北罕見的菊科野生植物。但前者稱之鬼目者，大要就是前人所謂“苻”之一物，《爾雅·釋草》曰：“苻，鬼目。”郭璞注：“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珰也，紅色叢生。”今之《辭源》釋義：“鬼目，草名。即白英。俗稱白草子，蔓生。葉似王瓜（按，即土瓜），有茸毛；子赤，圓如龍葵。進藥。”這跟《爾雅》的說明對得上，這鬼目菜是一種茄科野生植物，亦南北皆有，只是長得這般高峻，世所罕有。
《齊平易近要術》卷十有“鬼目”一條，說的應是另一物。賈思勰引郭義恭《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喝酒。”又引《南邊草物狀》曰：“鬼目，樹年夜者如李，小者如鴨子（按，鴨子應是鴨卵，此句疑前后倒錯）。仲春花樣，仍連實在，七八月熟，其色黃，味酸。以蜜煮之，味道柔嘉。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其所引《南邊草物狀》似乎不是嵇含的《南邊草木狀》，今本《草木狀》未見此條。又引裴淵《廣州記》曰：“鬼目益知，直爾不成噉，可為漿也。”接著就提到《吳志》記錄孫皓時黃耇家那株長達丈余的鬼目菜。然后再引顧微《廣州記》曰：“鬼目，樹似棠梨，葉如楮，皮白，樹高。年夜如木瓜，而小邪傾不周正。味酢。玄月熟。”《齊平易近要術》此卷記敘各種稀見草木（所謂“非中國物者”，即非華夏之物），皆引晉人著作，抄撮他書，存其項目罷了。
賈氏這里先容的“鬼目”，應是一種喬木狀果樹。此條中心拔出《吳志》所言黃耇家巨型鬼目，清楚胡亂羼進，是將草本和草本鬼目混為一談——鬼目菜既“長丈余”，便誤認為是某種樹木。實在，從這夸張翰墨中不難懂得撰史者諷喻之義。黃耇家鬼目菜長成“吉祥”的第二年，東吳就亡了。
按《本草綱目》記錄，“鬼目有草木三種”。李時珍是將草本鬼目稱作“麂目”（見卷三十一果部），還有白英和羊蹄草兩種為“草鬼目”（見卷十八草部）。
所謂“木鬼目”，不知畢竟為何物，現在不見說起。《齊平易近要術》引《南邊草物狀》舉其產地，均為南邊溫熱處所。交趾、武平、九真三郡，兩晉時屬交州（三郡均在今越南中部），興古郡在寧州南部（今云南省硯山、文山一帶），可拜見譚其驤《中國汗青輿圖集》（第三冊、第四冊，兩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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